马深义：英雄父亲的2006(图)

　　“你说，是不是我们这样的人最长能活十五年？要是能撑到那时候，马妞是不是也上大学了？”

　　-本刊记者 马金瑜 发自河南上蔡

　　午餐

　　锅里的水开了，白色的蒸气腾上来，水把锅盖冲起来了，马深义一把抓起锅盖，把案板上擀好的面条急急忙忙刨到锅里，刚用筷子搅散，锅里的油又吱吱叫了，辣椒白菜倒进去，锅里还“嗤啦——”响着，大闺女马妞已经放学推着自行车进门了。

　　马的妻子雷妹去世5年了，不知道啥时候，马妞就长大了，14岁了，知道打扮了，红棉袄，银白丝巾，衬着红扑扑的一张小脸，头发也黑亮亮的，就是眼睛安安静静的，不像这个年龄的女孩子，眼睛看什么都是亮的，透着好奇和高兴。

　　马深义翻着锅里的白菜，还没有喊叫，马妞已经拿着筷子站在锅边，轻轻地搅着面条。锅里的面条翻着滚着，雾气罩着她，个子长得真快，快赶上她爸爸了。

　　“妞，你看，油冒烟了，烫了，才能倒菜，温油炒菜不好吃，快点倒菜，不用怕。”马深义往菜里加着盐巴、十三香粉末。

　　白菜熟了，再倒进滚了的面条锅里，马深义舀一点尝了尝咸淡，又倒了点香油在里面：“倒上点，面条喝着香。你看着面还中不？你和面少掺点水，面和硬一点，擀出来的面条就没有那么软了。”

　　“嗯。”马妞看着，点点头，把洗干净的碗拿出来，在一边站着等着舀面。

　　“赶紧晒我的花，今天出太阳了。”10岁的马茹在大门外面就喊着，6岁的马占槽跟在她屁股后面，一进院子就颠颠地跑去把马茹的那盆花抱出来，放在屋檐下面。

　　花还是姐姐马妞一个半月前从别的地方挖来的万寿菊，最平常的小黄花，绿叶子，矮矮的，蔫蔫的，在冬日暖黄色的阳光里，成了这个破败的满是泥泞的小院子里最亮眼的物件。

　　猪在圈里不停地叫，马深义这才想起来，猪都饿一天了。“妞，你先给小茹、占槽装饭，我和猪食。”马深义把和猪食的塑料盆拿出来，一只手上糊着玉米面，一只手拿着凉水瓢，朝厨房喊着。他盘算着，猪喂肥了，过年还能让三个孩子解解馋，好好吃几顿肉，包饺子，吃包子，炖骨头……

　　小茹一会把塑料袋给花盆戴上，一会又取下来，跑进跑出，鼻涕还挂在上嘴唇上，忙得顾不上擦。占槽跟在马深义后面不停说：“我要吃饼干！我要吃饼干！饼干！”

　　几把和完猪食，马深义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很旧的一毛钱，不晓得揣了多长时间，钱磨得毛毛的，占槽拿上跳着走了。

　　“小茹，你赶紧喝面条，凉了不好吃了。”看见小茹进厨房去拿碗，马深义这才端起碗，呼噜呼噜把面条刨进嘴里。

　　马妞把妹妹的花搬到太阳光亮亮的地方，看了一会，“爸，我上下午学了。”

　　占槽掂着几块饼干跑进来，“爸，我要喝茶！”

　　马深义叹口气，又站起来赶紧倒开水，占槽每天吃村卫生院里发的抗病毒药，可还老拉肚子，老也长不胖。

　　等再端起饭碗来，面条都凉了，马深义不管那么多，又接着喝了两碗汤面条，不管咋说，他都得吃饱，三个孩子还都指望着他。

　　“马妞，你能把这个家挑起来吗？”

　　吃完饭，马深义也不出门，他爬上厨房的屋顶，这里可以看见文楼村的很多屋顶，可以晒晒太阳，可以望望远处，“我出门干啥呢？跟人家说啥呀？家里这个样子，大家也都有病，都等着那一天……”

　　隔着两排屋子，住了村里另一家人，男的已经发病死了，女的虽然感染上了，身体还行，什么活都能干，家里的男孩也十六七了，在外面打工。

　　“那一家……就是我新找的。”马深义指了指那一家的屋檐，望了半天，“我们有时候在一块，我们的小孩也都知道，就是各人的孩子还是各人疼，我还是觉得，孩子跟着谁都没有跟着我好。”

　　“她身体比我身体好，也比我宽裕，反正是各管各的孩子，各管各的家，我指望不上她。”

　　马深义还望着，那家的院门一直关着。

　　家，还是那个破败的样子，堂屋里用黄纸壳做的雷妹的灵位还在那里，最显眼的，是摆在堂屋桌子上的两铁罐奶粉，那还是帮助艾滋孤儿的智行基金的主席杜聪拿来的。最阔气的，是家里的厨房，贴着

　　三个孩子和马深义脚上穿的，还是孩子的奶奶做的木头底的棉鞋。可是马深义也照顾不上住在同一个村的老两口，两个老人也都因为输血得了

　　出去打工，谁要呢？身体也没劲，三个孩子谁管呢？大闺女眼看着就大了，打工，太可惜了，两个小的还每天都要吃药，喝奶粉，病了谁管呢？给谁，都不放心……

　　“马妞，要是哪天，爸也和你妈妈一样走了，你能把这个家挑起来吗？”

　　“不能，我不行……”

　　马妞还太小了，每次炒菜都害怕烫油，案板砌得高，擀面够不上，马深义搬了四块砖头，垫在地上，马妞才能使上劲。晚上她一个人骑自行车去上晚自习，马深义把两个小的哄睡着了，一个人在黑黑的堂屋里坐着，听见自行车声音，赶紧站起来到门外头看看，不是，又坐下。

　　他不知道马妞来月经没有，也不敢问，孩子大了，他只好在吃饭的时候说，马妞，你少吃点辣椒。马妞就问：“为啥呀？”

　　“你是女孩子。”

　　“为啥女孩子要少吃辣椒？”

　　“吃多了不好，肚子疼。”

　　“为啥肚子疼？”“……”

　　“我真想啊，想她的妈妈雷妹还活着，把孩子照顾着，我出去干活，要是她活着，该多好！”马深义叹一口气，搓着一双大手，两只手全生了冻疮，手背红红肿肿的，一会儿还要给孩子们洗衣服。

　　最长还能活十五年？

　　记者陈为军拍摄的纪录片，曾记载了农民马深义一家从2001年夏至2002年春节的生活。马深义一家五口，除了大女儿马妞，其他四口人都是艾滋病人，三个孩子中，有两个一出生就带有HIV病毒。

　　纪录片开始时，三个孩子的母亲雷妹已经病入膏肓，片子以她一声“娘啊！”的惨叫开始。雷妹几乎不识字，但听得懂广播。广播里号召“要想奔小康，就去卖血浆”时，她自然就跟着“奔小康”去了。随着几十元人民币落入口袋，艾滋病首先降临在跟着丈夫卖血的雷妹身上。

　　纪录片里，雷妹瘦骨嶙峋地躺在一个比她的身体稍长一点的扁箩筐里，呻吟挣扎着，大声喊着：“娘哎，娘……”疼痛过去后，她支撑着身子从那个扁箩筐里爬出来，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一个长条桌前，战战兢兢地点上一炷香，恳求神明不要再惩罚她，放她一条活路。雷妹的面前，其实并没有神像，只有一面墙皮剥落的破墙和一个又旧又脏的水瓶。

　　马深义和雷妹的家，除了那个充作神位的长条桌、一个矮脚桌、几个小板凳、一个洗脸盆、两张床，就再没什么了。雷妹——这个濒临死亡的人连床都没有。挣扎得动时，她睡在那个扁箩筐里，挣扎不动时，就被停放在一辆平板车上，苍蝇爬到她的嘴边，她也没有感觉了……

　　雷妹去世后，陈为军很悲哀：“可以肯定，发病的先是马茹，接下来是马占槽，然后就是马深义。艾滋病各种并发症，会一直折磨他们直到生命的尽头。”

　　“你说，是不是我们这样的人最长能活十五年？要是能撑到那时，马妞是不是也上大学了？我把马妞供上大学多好，一辈子就变了……”

　　马深义看着院子里的泥巴，絮絮叨叨地说着，眼神已经飘得很远了。

　　除了地里的麦子，每月有个香港人给他寄500块钱，一家基金会不定期让他去武汉取点钱，马深义花得很省，除了吃药看病和给孩子买奶粉，能省点钱他就攒着，“能给孩子留点钱多好，万一我走了……”

　　村里其他人问他，城里面吃什么饭啊，空调是个什么东西啊，他们很多人连火车都没有见过。于是马深义每次去外地，就把患病的两个小的带上，“让她们多看看，多看看……”

　　下午很快放学了，马妞在院子里洗头，小茹和占槽也围上去，“姐，我也要洗。”“姐，我也要香。”

　　马妞把头发擦干，帮小茹把外面的大棉衣脱了，用手试试水，把手往小茹的头上撩着，热气往上冒着，占槽跑着绕来绕去，木头棉鞋在泥地上发出闷闷的“呱呱”声。

　　又撕掉一张日历，这一天，是2006年12月11日，马深义把撕下来的一页日历捏在手里，坐在门框上。一到下午，太阳跑得真快，一会儿就没有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小茹已经把她的小花放到屋子里暖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