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不问(图)

　　文字是纱，键盘是织机，我希望在劳作中渐渐心灵手巧而不是相反

　　-本刊记者 李宗陶

　　2006初夏访作家阿城，刚进门，就听他说起一段闲话：有篇报道对某影星的家娓娓道来——进门是什么样子，穿过游泳池是什么，接着怎么走，通向哪儿……说得那是纤毫毕现，按图索骥决不致迷路。没多久，影星家遭洗劫，据说有赖报道指引。阿城戏说：“这不整个一盗窃团伙先遣部队吗？”

　　哦，防火防盗，防记者。

　　稿成以后给受访者看一下，阿城用三种颜色改了。其中有一句写他用多少钱盖的房，是他随口说出来的。他将这句用颜色标出，加了个括弧，换了种颜色：“这属于个人隐私。”我心里“格登”一下。

　　其实这些年来，已经有很多次微小的“格登”了：一篇报道的信息并不是沿着记者编辑希望的路径向外传递的，每个人都从报道里汲取自己需要的信息；不是每个被访者都能明确说出私人空间被侵犯的不乐意，也不是人人都能意识到他说的话变成铅字以后也许就会发生化学反应，他们只是在报道带来事先没有料到的麻烦时才想到破口大骂。

　　于是，防火防盗，防记者。

　　这一年，唯一访了但写不了的是一次等待了半年的采访。看了半年的书，陆续采访了周边8个人，录音整理出来有几万字。然而功亏一篑，我在最后一站多问了一个事关家庭内务的问题，事关那个特别的年代和人心的疤痕。被访者动怒了，请我不要写这篇报道。

　　“真是一个不道德的问题吗？”我失眠了好几天。编辑安慰：“当然不，因为你是记者。”但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不这样看：“这是个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已完全失去分界的传媒时代。”阿城也不这样看：“素昧平生，刚刚交谈了20分钟，我为什么要把心里所有的话告诉你？或者说，为什么要把私人的事通过你告诉更多的陌生人？”

　　在一个缺乏禁忌的时代听到这样的忠告、得到一次这样的教训是有益的。我不得不想：在公共空间究竟应该传递什么样的信息？闯入私人空间的底线在哪里？

　　打个比方，某名人

　　饶颖、张钰，都把私人事件酿成了公众事件，而且走向极致，因为她们无助。然而，令她们气愤难平到遮羞布都不要的事态发生了明显倾向于她们的利益转变吗？她们真从媒体那里得到帮助了吗？媒体又收获了什么？我对这件事情因此产生兴趣，追问了一下播放性交易录像带的网站，构成了本刊专题《张钰与互联网的欲望号快车》中的一个部分。

　　看似越来越多的媒体，挤在越来越狭窄的范围里重复地、长篇累牍地报道。我们的新闻是丰富还是贫乏，一望而知。但总有个人或群体的无意识在起作用：这就是人们需要的新闻。

　　我只能调整我自己。三周前，访蒲巴甲。此前在网上看了他挥着藏刀骑在马上的裸照(是剧照)，打着炒作的问号进行炒作也是炒作的一种，我就不问了吧；也有报道提及他传说中的女友，我坐在他对面，看到他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银戒指，我也没问，因为这事跟大多数人没什么关系。

　　初秋访木心先生时他说，人类因为无可奈何，才有了象征。好吧，让我们把世界扔进一个巨大的分液漏斗，静止时大致会分为三层，包括记者在内的大多数人身处体积最庞大的中层，大家一刻不停地做着布朗运动，构成火热的生活。记者是其中有可能突破上下界面而提供另两层图景的人，他们的突破能力，决定了受众可能获知的世界的丰富和复杂。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对上层的突破真的需要一点狗仔队精神/扒粪精神，穷追猛打，无微不至。譬如在一篇腐败案的调查中，哪怕多处出现“据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知情者说”(只要确有其事)，我觉得都是好样的。对下层的渗入，相对容易一些，它常常潜藏在一则平淡的社会新闻下面，好奇心和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意外会领你走下去。

　　这一年，我被一个意外领着，跟踪了一群因吸毒感染艾滋病的人，从冬天到夏天再到冬天。四个人死了，我写了三篇报道和一部13万字的非虚构小说初稿。我只能说：现实远比虚构精彩，看你下到多深。

　　大多数时间，我依然在中层游动。就像一个纱厂女工，接到生产任务，跑动，说话，倾听，文字是纱，键盘是织机，我希望在劳作中渐渐心灵手巧而不是相反。

　　所以我提醒自己：这里已经很拥挤了，保持一定距离，有所不问，给大部分中产阶层受访者以中产阶层的安全感；这样，媒体和大众或许能够彼此活得较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