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新党前主席谢启大:李登辉下台目标就完成(图)

　　台湾能出一个陈瑞仁检察官，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劳，它是多少个检察官，多少个法官，多少个律师，不怕牺牲地奋斗的结果

　　-本刊记者 何三畏

　　实习记者 潘晓凌 发自北京

　　她曾经是台湾新党主席，曾经做过9年“立法委员”、11年法官。她推动和参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她见证了台湾法制改革和进步的过程。

　　她为阻止一条“危险的法案”通过而在“立法院”“打架”，被连人带椅架出立法院。她在“私运美钞案”中，被李登辉太太曾文惠诉诽谤罪，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个月。而今，她在大陆以仲裁人的身份从事法律工作……

　　“我站起来发言，好吗？”

　　2006年11月26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和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在北京翠宫饭店为张思之律师举办80岁诞辰和从业50周年纪念会。上午是讨论会，议题是“法律移植背景下的中国法治进程——个案公正及其制度价值”。到会多是行业内各有专精的人士，时有精彩的言论。已经十二点过了，接下来的发言将是挤占午餐和午休的时间，主持人宣布，把时间交给最后一位发言人，台湾来的谢启大女士。

　　“谢谢！我站起来发言，好吗？”这本来是一个座谈会，大家习惯性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发言，但“台湾来的谢启大女士”不习惯坐着发言。整个上午，她坐在会议室一角，一语未发。她神情专注地听着每一个人的发言，不时面带凝思，目光炯炯，望着发言人。这时，她站了起来。

　　在简洁而熟练的开场白之后，她进入“对今天讨论的话题的一些感触”。她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抓住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法律的第一问题是移植，对此我很遗憾！”整个上午，大家一直认真地在讨论“法律移植”的问题，没有需不需要移植的问题。谢女士这句话，对上午的讨论具有颠覆倾向。

　　她的理由，也是上午的会议上，没有任何人提到过的：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中国的一系列立法，“非常完整”，“严谨漂亮”，甚至达到了“增之一字则多，减之一字则少”的地步。

国民党把它们带到台湾，一直使用下来。她批评道，“我们都比较崇洋，我们只是去移植海外的，不重视自己的。”而她“非常想提出来”的是，“乱移植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务必要慎重。”

　　她把略带台湾化的国语说得流畅而起伏，有时语速极快，有时一字一顿，同时坚定而有力的目光始终来回注视着每一个人，有效地调控着听众的注意力不至于从她不时显得稍长的句子中溜走(后来，她对记者说，她讲话必须看着每一个人，如果没有人听就立即不讲)——

　　她介绍台湾的判例制度，判例如何形成和变更。这对在座的大陆法律工作者来说，是没有经历过的。而她本人当法官的时候，经常去“挑战判例”，早在上学的时候，有一次考试，她的答案与判例矛盾，老师说她错了，她说是“判例错了”，“果然，七年之后，这个判例就废除了”。

　　“公益律师”，是与当天讨论的“个案推动法治”相关的话题。她用台湾的事实做了呼应。虽然在台湾没有“公益律师”一说，但有些很有名的律师，永远都在做公益律师。这样的律师，名望很高，他说的话，人们是相信的。而她在北京见到“一位被称为惟一打行政诉讼的专家”，她为一个案子去找过这个人，这个人却不敢接案。

　　她认为，光靠个案去推动司法改革是没有用的，以她的经验，媒体的配合非常重要。“台湾媒体开放后，不少现象乱得一塌糊涂，但媒体报道的很多事件的确引起了社会反思。”她在大陆“被迫”接了一些案子，目的是“很希望通过这些案子，把法律的基本原则凸显出来”。

　　她“最后的问题”，是要“就教于各位律师”，一个犯罪嫌疑人被羁押期间可不可以跟家属会面？她问了很多律师包括最高法院，都说不可以，都说刑事诉讼法里面没有规定。但是，她背出1990年国务院颁布的看守所条例中的条款，说明“可以会见是原则，不可以会见是例外”，为什么现在所有人都说不可以会见，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也不给理由来驳回？这在她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接着就说“超期羁押”。她使用了一种夸张的语气，“天呐，怎么可以这样？”而她当法官的时候，列了一个表放在桌上，每天都要看，一天都不敢超过。她的同行也没有人敢超期羁押，因为你这样做行政上违了法，刑事上你会被控犯妨碍人生自由罪。她呼吁中华律师协会人权委员，以上这两点是“必须要争取的”。

　　现场很安静，所有人都在听她说话。“我知道我只能说到这里，中午大家还要吃午饭！”但是，她还有“最后一点”要说，这一点，是最近一段时间，她常常对人说的。她说得满含感情——“我们的陈瑞仁检察官，终于通过了考试——把陈水扁的太太，包括‘总统府’的秘书长，都起诉了。”而“台湾能出一个陈瑞仁检察官，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劳，它是17年来，从高检察官开始(高新武，台湾检察官，以坚持司法正义而知名)，多少个检察官，多少个法官，多少个律师，不怕牺牲地奋斗的结果，才形成了今天这小有一点点造诣的氛围——当然问题还很多，但这是一个不小的胜利。”

　　谢启大一口气语不加点地讲了将近二十分钟。作为台湾前“立法委员”和新党前主席，在这样一个相对随意的讨论会，一段短短的发言，她也让人感觉到了她的职业政治生涯的训练结果。

　　“台湾不值得我留下了！”

　　谢启大，一个生在大陆长在台湾的中国人。于2000年回大陆前，是台湾的著名政治人物，随时处于“站起来发言”的状态。

　　她早年进师范学校，做小学教师。后来，考上台湾大学法律研究所，毕业后又考上法官。做了11年法官。再后来，竞选台湾“立委”，高票当选。做了9年“立委”。在学生时代，领导过学生运动，成为学生领袖。在做法官的时候，改变了少年犯罪管理模式，成为新闻人物。在做“立委”的时候，推动立法改革，在“立法院”的抗争，全台轰动。她还是新党最老的成员，并成为新党主席。

　　她对她在台湾的所有工作都感到满意。但她特别愿意强调，她“把李登辉拉下台”的精彩表现。她甚至认为，她不是愿意做政治人物，是李登辉的台独企图，才让她决心参与政治的。对李登辉，她简单地评价说，他是一个日本人。他是日本血统，受日本教育，想搞垮台湾。然而，正是在与李登辉家族的最后一搏中，虽使李登辉仓皇辞庙，而她自身也受到伤害。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李曾文惠私运美钞案”。谢启大公开指称李登辉的太太曾文惠卷8600万美金逃往美国，曾文惠告她诽谤，她反诉曾文惠，法院判她败诉，判处有期徒刑3个月，或处罚金新台币8万元。与谢启大站在同一条线的另一位被告，缴纳了罚金。但是，谢启大愿意选择坐牢。她认为缴纳罚金给人服罪的错觉，而她不认为有罪，相反，她认为李登辉和曾文惠有罪，而台湾的司法“不要脸”到如此程度。

　　至今，谢启大还能够随时把李登辉和曾文惠在那两天的行踪，以及相关的她认为能证明曾文惠卷款而逃的证人证据，一一背诵得溜熟。她随时会斩钉截铁地说，历史会还她公道，美国的相关历史也会解密，真相会大白于天下的。

　　谢启大是一个政治人物，即便官司输了，她也要输得体面，而且要尽量给李登辉打击。她服判坐牢，但是，她要由她自己“安排”坐牢的时机。她离开台湾来到了大陆。在台湾的下一次大选(编者注：指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前4个月，她“高调”回到台湾去坐牢。把坐牢变成了一次政治鼓动。

　　事前，她在北京的家，花了6天时间，写了一本3万字的书稿《向历史讨个公道》，她要印出来免费供人阅读。然后，她通知台湾的检察官，告以她回台湾的日期。

　　2003年11月30日，谢启大从北京经香港转机去台湾，先在香港会见媒体，抨击李登辉，称上帝会审判李登辉。在台湾下飞机，她像一个凯旋的战士，有鲜花相迎，有朋友、家人和记者等候。她在机场发布名为《绝不屈服》的声明，宣称“关于‘李曾文惠私运美金案’，经我长期锲而不舍搜证查得之事实真相……不信真理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该认罪的是涉案曝光愈来愈多的李登辉、曾文惠夫妇，以及毫无风骨向强权低头的司法当局。”

　　而押解人员也乖乖地等待谢启大把她要做的做完，才履行公务。以致第二天，台联党“立委”质疑为什么没有依法立即逮捕谢启大，“内政部部长”余政宪则跟着表示“确有疏失”，并由警政署成立专案小组追究相关责任。

　　3个月牢狱，倒是使时年54岁的谢启大女士获得了一段少有的安闲时光。说到她的工作，她不免感叹：“我累死了！”而在坐牢期间，除了“吃的东西油太多，每次都要用勺子刮掉一层”以外，别的都还不错。家人每个星期都来看她，监狱图书馆的书可以挑着看，家里也可以按单子送书，桃园县县长也送书。她什么书都看，包括《哈利·波特》之类。她借此机会把《圣经》读了一遍，还有佛经，《贞观政要》……“把所有没做的事都做一遍，很好玩。”

　　出狱后，她又回到了大陆。在少年时代，祖国大陆只是她心中的一个梦。她出生后一个月就在国共战争的炮火中逃到了台湾。等她回来时，已经是台湾政治斗争中的著名人物。她回忆说，她第一次落到北京的土地上，留下了眼泪。

　　而现在，她说她留在大陆的理由是，“我对台湾了解了50多年，但对自己的祖国大陆却不是很了解。”而离开台湾是因为，“我以前最重要的奋斗是防止台独势力，防止它毁掉中国发展的机会。李登辉下台后，我的目标就完成了。而陈水扁不足以让我浪费时间来对付他。他毁不了我中国，他成不了气候。”

　　“我是一个不错的实践者”

　　大陆当然也远非理想之地。她常常会遇到忍不住要霍地“站起来发言”的事情。

　　谢启大的父亲是一位大学教授。她称非常敬仰他，说他是台湾目前“仅剩的两个会写骈文的人之一”，而她自己的传统文化功底“不及父亲的百分之一”。谢启大忠实地信仰中华文化。假如你告诉她正为孩子的教育发愁，她就会认为你找对了人，她有一个现存的方案向你推荐，那便是读中国传统经典文化。“把你的孩子送到孟母堂去吧！”她会这样说。而“孟母堂”正在遭遇法律问题。在11月26日的讨论会上，她还提出过一个问题“就教于大家”：在义务教育中，义务人有没有权利选择国家教育给予的东西？

　　她在大陆的工作，主要是以仲裁员身份，做法律服务。法律是她的专业，她没有律师资格，目前也不可能获得律师资格。但是，从她一到大陆开始，就有台湾同胞为在大陆方面的法律问题找她，也有大陆人士找她求救在台湾方面的法律问题，她也就一步一步地做起来了。

　　显然，对于谢启大来说，适应大陆的法制环境有一个过程。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对于大陆法院的法官来说，这位没有律师资格的台湾前“立法委员”，可能跟大陆的律师也不一样。她是很认真的，她是容不得忽悠的。这位57岁的女士精力旺盛，辩才如流。她不会允许大陆法官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倨傲。

　　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她阐述道理，很会突破。她有一个拖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判决的北京“上地建材城”的案子，她说，这件案子体现了行政诉讼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和“比例原则”。她说，法院如果能作出正确的判决，那绝对是对这两个原则的体现。同时，她当然非常清楚要走向这个“正确”的关键困难。她是了解国情也理解国情的。

　　11月28日，本刊记者去到约见的采访地点，谢女士正在打电话。她在电话里重复：你说“台湾与大陆为不同的行政区域，是不同的司法体系”，所以我不能作为XX先生的辩护人。请问你承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国家？我们的证件为什么是“回归证”？请你把你的“两国论”的裁定书面告知，否则，我视为你没有通知。我也不知道你是谁，是否在冒用某庭长的名义打电话。

　　这是谢启大代理的某个官司受理法院打来的电话，电话里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谢启大女士不能为当事人辩护的通知念了一遍，就要挂断电话，但是，“两国论”的压力面前，该“自称庭长”的人，大约不敢怠慢，只得一次又一次地客气。于是电话在明明白白的两句话之间，来来往往了好几分钟！

　　接下来，谢启大所做的是，分别写两封信。一封给该中级人民法院，重申电话的内容。这封信，必须用挂号寄去，使

邮政上留下法院收到的证据。另一封信是紧急报告国台办，“请贵办务必请求最高人民法院督促XX中院……必须写明理由将不准许裁定送达我本人收受，以保障辩护人及当事人上诉的权利。”并且，“此事至关重要！不能任由某一地区法院任意左右两岸关系的定性，也不能任由某一地区法院随便剥夺台湾同胞在祖国大陆的权益。以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对台湾同胞权益保护的承诺！”

　　谢女士带记者到了一位台湾人在北京开办的文化机构。在那里，她一边写这两封信，一边不时抽身向记者介绍，满屋子陈放的“非常了不起的传统文化”，传统民间艺术，还有这位台湾人的父亲收藏和编撰的中国近代对联书法。当她得到“确实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的认同时，显得非常开心。

　　这不过是谢女士普通的一天遇到的一件普通的事情。她每天遭遇的事情，都“非常有趣”。

　　她也感到幸福和满足。她一个人生活，没有保姆，自己照顾自己，她称“家务不多，做饭吗？好像天天都有人请我吃饭”。她很忙，时间安排得紧张有序。她像年轻人一样跑来跑去。在张思之座谈会的那个中午，自助午餐的餐厅里，她好半天没有找到落座的地方，因为走来走去，都碰到跟她打招呼，跟她说话的人，一旦坐下来，她就吃得很有胃口。饭后，她坐在沙发上，取了一个稍微舒服一点的姿势，这可是经过一个上午的枯坐后的第一次放松。但是，整个中午她没有疲倦的样子。在北京寒冷的冬天里，她穿得不多，可是，对于比她年轻20多岁的人都已经适应了的室温，她一进来就说热。

　　张思之座谈会的下午，多位北京最受人尊敬的耆老名宿来了，在热情的祝贺场面里，谢启大女士站在外围。她跟在场许多人是相熟的，即便不熟，报上她的名字，任何人也会眼前一亮的。但是，她看着，不说话，不攀谈。记者靠近她，她望着整个大厅，发出感叹，“一位律师，可以享受这么高的荣誉……”后来，她又说，“我很尊重身体力行的真理与正义的实践者。因此，我来参加张思之老先生的聚会。”而“我也是个不错的实践者”。

　　这就是谢启大女士。即便你跟她短暂相处，也能感觉到受过台湾的政治训练的气息。在她接受采访叙述身世的时候，她不会被引到家常上去。她在大历史里叙述个人命运，以她的政治视角，你看到的是五十年来的家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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