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候选人物展播：季羡林

　　CCTV《东方时空》2007年1月5日播出节目《感动中国候选人物展播：季羡林》，以下为节目内容。

　　2006年12月，我们在北京三0一医院拜访了季羡林先生。

　　记者：季老听说您的新书又要出来了？

　　季羡林：是的。这几天就开始寄到，在香港排印的。

　　季羡林先生是三年前住进的北京三0一医院。这三年多里，已九十多岁的季先生经历了心肌衰竭、左腿骨髓炎、心脏病，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他写下了二十多万字的《病榻杂记》。

　　季羡林:我的要求就是不停地工作，我一辈子没停过。我的生活习惯就是不停地工作，习惯。不写不行，好像没吃饭一样，第一需要。

　　1911年，季羡林出生于山东西部最穷的临清县中最穷的村，而他家又是全村最穷的人家。六岁那年，季羡林离开母亲，到济南随叔父读书，他的命运从那时开始改变。1930年，季羡林同时考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他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在清华，季羡林旁听了许多大师的课。

　　季羡林：(《人物》)： 朱自清的课我也听过。那是中文系的。俞平伯我也听过。后来就听了陈寅恪先生的课，听的时间比较长。感觉到做学问怎么做，先搜集资料，然后再对资料进行解释，怎么解释，怎么讲，最后呢，从这里边得出一些规律，得出结论。所以后来我对佛学、对梵文有兴趣，跟他的课有关系。

　　几年后，季羡林以四年全优成绩大学毕业，1935年，他以交换研究生的身份到德国留学，开始学习他所热爱的梵文、佛学、印度学。“我要走的路终于找到了”，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到：“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已完成两个学业准备回国的季羡林被阻隔在德国。那个时期，他的学习生活条件越来越恶劣。

　　黄宝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季羡林学生)：当时在德国，战争时期，非常艰险的。长期忍饥挨饿的。他从没放下研究。他头顶上飞机在飞，机声隆隆。他肚子里饥肠雷鸣。他是乐此不疲。此中情趣诚非外人所能理解的。他把学术作为他第一生命了。

　　就在这样的状况下，季羡林在德国整整呆了十年，这十年也成为他学术的春天。

　　海因茨·贝赫特(《人物》)：季教授的博士论文首次就佛教和梵文做出了系统研究，对后来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有关的研究至今没有间断，他付出的努力将永远被人铭记。

　　1945年，二战结束，季羡林婉言谢绝恩师的一再挽留，回到祖国。

　　1946年回国后，季羡林立即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他创办了北京大学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并担任系主任。当时，他只有35岁。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中去。清晨四点多，季羡林便起床写作，他家里的灯是北京大学亮得最早的一盏灯。古人曾用闻鸡起舞来形容勤奋吃苦的人，而季羡林却是鸡闻他起舞。

　　黄宝生：他几十年如一日，不是说一时的。因为他当系主任，每天要去上班的。工作到7点，等于上午的时间我工作已经出来了。

　　十年浩劫，季羡林被发落到学生宿舍看大门，即便是在那种状态下，他还悄悄地默默地翻译印度闻名世界的史诗《罗摩衍那》。

　　黄宝生：当时翻译并不是想要出版。当时的条件下，你甭有这个想法出版。

　　翻译工作历经十年，1983年，一百万字的《罗摩衍那》终于出版，中国有了第一部中文版的《罗摩衍那》，季羡林在中国翻译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黄宝生：他的勤奋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得到的。他不怕困难，他越是难的东西，他越敢搞。

　　1983年，季羡林得到了一本新疆出土的古代抄本的残卷。此前，见过抄本的人看不懂书中的一个字母。

　　那是用吐火罗文抄写的《弥勒会见记》，是目前世界上所发现的最多的一个吐火罗文资料。吐火罗文是已经消失古代中亚语言，全世界约有不超过三十个人懂得这种语言。

　　留学德国时，季羡林曾学习吐火罗文，而此时他已有几十年没有接触这种文字了。但是，七十多岁的季羡林用了十多年时间一个人完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吐火罗文研究，以中、英文写成专著，并把世界吐火罗文的研究提高了一个台阶。

　　黄宝生：这个也是对国际上的吐火罗文研究的重大贡献。这个也是创造性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八十多岁的季羡林先生已经疾病缠身，而那个阶段，他的婶母、女儿、夫人、女婿相继离开了他。他变得更加沉默，他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糖史》的研究和写作上。

　　季羡林(《人物》)：很苦啊，一本本地查，有时候，查一天，一点资料也没有。

　　黄宝生：每天看书看到头昏眼花。看书，书都在他眼睛前面跳起舞来了，全身都发软了。

　　终于，季羡林完成了八十万字的《糖史》。《糖史》充分利用史料，清晰地梳理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糖的文化技术交流史，并涉及世界四十个国家六个地区糖的制作技术与文化的交流。《糖史》是这一研究领域中的集大成者。季羡林以这部呕心沥血之作阐述了“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的观点。

　　几十年来，季羡林写下了一千一百多万字的学术专著，一百多万字的文学散文，他被誉为一代学术大师。他在敦煌学、印度学、佛教学、中印文化交流研究领域有杰出成就，在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理论、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中国翻译史、比较文学等领域卓有建树。

　　季羡林：(《人物》)我非常平凡，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我有优点的话，我只讲勤奋。

　　(之子)一个人干什么事都要有一点坚忍不拔，锲而不舍，没有这个劲，我看是一事无成。范老有两句话：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说一句空。今天我跟年轻人讲，　我说今天这样子，下海出国我不反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可是问题是，我们世界文化、中国文化能够传下去，还是靠几个人甘心坐冷板凳的，赶热潮那人多得很，坐冷板凳的人就少得很。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当一些人急于从西方寻找思想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时，当有人任意贬低中国文化时，季羡林却说出了石破天惊的话：二十一世纪以中国为主的东方文化一定会在世界文化中占主导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天人合一”，就是和谐。当时，一片哗然，如今，和谐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

　　季羡林：和谐三个阶段，一个天人、一个人人，一个个人，天人好讲，人人也好讲，就是社会和谐，个人怎么讲呢？就是我相信人、人类都是向前进步的，向着真、善、美发展，这是总的规律，懂得规律的话就有了个人和谐了。怎么讲呢？这个规律，你一行，一举一动应该按照这个规律走，不能违反这个规律，违反了就是不可以，顺着规律走就是和谐，规律就是人的趋向，向真、善、美发展。

　　蔡德贵：有人曾经打过一个比方，我们这些人站在季老跟前，就像我们站在大海面前一样，往远处看，我们看不到边，往下边看，我们看不见底，季先生就是大海。

　　作为一代学术大师，季羡林却始终保持着土地一样的朴实与淳厚，在他身上看不到半点架子和派头。

　　这是2006年8月季羡林先生九十五岁生日时，北京三0一医院的护士们送给季老的礼物。在护士们的眼里，季羡林先生就是一位慈祥的爷爷。

　　护士长：我们这儿每个人过来都是首长，我们都叫首长，后来时间长了，我们叫季老叫爷爷，因为季老就是我们家的爷爷。

　　护士长：爷爷，这是晚上的药。给你发晚上的药过来了。

　　季羡林：好。谢谢。再见。

　　护士长：再见爷爷。

　　护士长：大家都喜欢他，都愿意去看他，哪怕爷爷不需要时，就坐在他前面的沙发上坐着，看看爷爷都特别高兴

　　蔡德贵：北京海淀区的一个掏粪工人，叫魏林海，这个魏林海他自己搞一些书画，后来为了让自己的作品能够吸引观众，就想找个名人写一个匾额，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人家根本就不理他，

　　后来有人说，北京大学的教授季羡林一点架子都没有，后来他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找到了季老。季老，他很痛快就写了。

　　季羡林：他是掏粪工人，同时他自己买书，搞了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对每个人都开放的，所以我对这个人非常崇拜，不容易。自己钱挣不多，所以后来我也捐给他一些书。

　　对于学生的请求，季羡林从不拒绝。一次，孟华请季羡林先生出席一个学术研讨会，季先生爽快地答应了。但是会议将要开始时，却出现了问题。

　　孟老师：先生想来参加我这个会的时候，发现他家里的人，出门的时候不知道他在家里，就把门从外面反锁上了。那先生就没有办法出来，他特别着急。他想按时到我们这个会场来，他居然从自己的家里跳窗户出来的，后来他到我们会场的时候，是岳老师，还有他当时的助手李铮老师搀扶着他一瘸一拐地这样走进来。这样的举动，我觉得就是放在一个年轻人身上，都很难想象，可是他当时已经80多岁了，居然能跳窗出来，为了不误点，为了给我们捧场。

　　季羡林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常年累月都穿着中山装，有人说他土得掉渣，走在人群中谁也不会把他和别人区分开来。

　　季羡林：我做人的标准是朴实、真实，一个人不要天天耍花腔，也不要一天愁衣服少了，一天愁好东西吃得太少了，我不要一个人这样子，人活的目的，不是为了吃饭、穿衣，一个人为了吃饭穿衣而活着，这个人格儿不高。

　　2003年末，在三0一医院住院的季羡林把爬格子所得的十五万美元稿酬捐给了母校清华大学。在此之前，他把自己的图书、手稿以及所收藏的宋代名人绘画等个人收藏品捐给了北京大学。

　　季羡林：摆在国家手里最放心。就不要辗转了，摆在自己手里边他卖了，只是商品。这个画丢掉，中国文化缺这么一块。

　　季羡林先生曾在他的《九十述怀》这篇文章中这样写到：“我现在一方面眷恋人生，一方面又觉得我活得太久了，活得太累了，我也真想休息一下了。但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就像鲁迅笔下的那一位过客那样，我的任务就是向前走，向前走。”

　　季羡林(《人物》)：我非常平凡，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我有优点的话，我只讲勤奋。

　　季羡林：我愿意跟年轻人呆在一起谈话。年轻人的生气灌输到我身上来，就感觉到我也返老还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