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 无声世界里一首歌

　　本报记者 王虹

　　当所有医生都给孩子下了只能进聋哑学校的“判决”时，她却凭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博大的母爱将儿子送进正常的学校并考入了大学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只是做了一个当妈妈该做的一切。”4日11时许，记者在哈尔滨理工大学见到孙伟岩时，她一直笑着重复这句话。说起自己的儿子石开铭，孙伟岩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略有掩饰的轻叹让记者感到了二十多年来他们一家人度过的不平常的日子。

　　一岁半儿子打针导致耳聋

　　今年50岁的孙伟岩与许多同龄人一样经历了下乡返城的日子。当年回哈后，她进了一家工厂搞技术工作。1982年，孙伟岩与石果结婚。1986年，他们的儿子石开铭出生了。自幼好学的孙伟岩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工程师，要强的她在儿子出生后三个月就上班了。后来，由于特殊贡献，孙伟岩提前两年晋级工程师。丈夫也是单位的业务骨干，一家人生活得幸福安逸。

　　没想到，儿子石开铭的一场感冒将这一切打破了。

　　一岁半时，石开铭感冒发烧，由于青霉素过敏，医生给开了五针庆大霉素。后来，孙伟岩和爱人发现，不断长大的小开铭语言能力却不再进步，会说的还是一岁半时教会的那几个字和简单的词汇。以为孩子舌头有毛病，孙伟岩便带着孩子到处看病，可是看遍了哈尔滨市的各大医院却一直没查出原因。后来，一个年轻大夫跟孩子交流后，建议孙伟岩领孩子去哈医大做相关检查。检查结果出来后，确诊小开铭为重度听力障碍。按照相关标准，重度耳聋者只能听到很大的声音，纯音测听在90分贝以内。而小开铭最好时是80分贝，如今的他纯音测听为110分贝，比聋哑学校的孩子听力受损程度都重，戴着助听器时只能听到微弱的声音，与人交流时还要从口型上来判断。

　　从那以后，孙伟岩和丈夫的生活就完全改变了。

　　我要教儿子“听”到世界

　　孙伟岩说，自己怀孕时曾无数次地为孩子设想过各种前途无量的未来，当听到医生无情的“判决”时，她一下子就蒙了。

　　孙伟岩很快从痛苦中清醒了过来，她知道自己是个母亲，如果连自己都放弃了，那么儿子就真的没有希望了。于是，从那时起她和丈夫进行了分工：丈夫出国工作给孩子挣医药费、买助听器，自己负责领孩子去看病、教育孩子。1989年，孙伟岩请了长假，带着小开铭去过北京、上海、南京和西安等城市的大医院，也去过郊区、农村甚至山区，连看到电线杆子上的偏方广告也要去想办法打探。气功、针灸，能用的办法孙伟岩都领儿子去试，可是小开铭的病情没有丝毫好转。石果说，至今家里的独生子女证中还夹着当年的好心人好不容易为他们搞到的“二胎指标”，可是他们夫妻俩从没想过放弃小开铭。

　　“孩子能有今天，我感觉全世界的好人都让我遇到了。”交谈中，孙伟岩不时地发出这样的感慨。有一回，孙伟岩领小开铭到上海看病，在公共汽车上她让儿子给别人让座，可小开铭不懂为什么这样做，就反复地问妈妈，孙伟岩就不厌其烦地给他讲了半天道理。娘俩的举动引起车上一位老先生的注意，问明缘由后，老先生给孙伟岩写了张条，让她去找自己的两个同学。孙伟岩按纸条找到那位医生，医生看后告诉她，小开铭的耳聋是神经性的，没有治愈的希望，不用再看了。后来，孙伟岩在北京的医院给小开铭配了两个助听器，每个800元钱。由于钱不凑手，其中一个还是一个大夫借给她800元钱买的。孙伟岩说，自己回哈市后一直想给人家买点儿肉联的红肠表示谢意，可是自己实在拿不出这个钱。

　　练说话舌头硌出了血

　　“我曾经看过关于盲聋女孩海伦·凯勒的书，看到她的家里为她请家庭教师，教她说话和学习。当时我就想，小开铭还会说两三个字，我没有钱请老师，可是我自己可以教他。”孙伟岩说，回头想想自己当时的想法真的是很“无知”，可正是这种“无知”才让儿子有了今天。

　　那时孙伟岩发现小开铭许多字音都发不准，教他汉语拼音，小开铭能发准的音也就占到三分之一。她就一个字一个字、一个音一个音地教，一个字往往要教几十遍，甚至上百遍，可小开铭也不见得说得准。每天早上四点多，孙伟岩就拿出歌谣和小学课本教儿子，平时无论是坐车还是走路，见到什么就教儿子说什么。儿子舌头硬，孙伟岩就把一块小小的鹅卵石放到他的嘴里让他练发音。“孩子舌头都硌出了血，有时还感到恶心，真遭了不少罪。”

　　由于听力障碍，小开铭相对于同龄正常孩子来说接纳的信息非常少。为了让儿子对凉和热有概念，孙伟岩就把他的手放在凉水和热水里，让他自己去触摸去感觉。为了让孩子分清一些动作，孙伟岩把孩子带到了城郊的大地里，让孩子切实感受什么叫摘豆角、什么叫拔萝卜、什么叫刨土豆。为了让孩子知道什么叫沙子、什么叫砖，孙伟岩把儿子领到工地上，趁人家休息时让孩子去摸摸工地上的建筑建材……有一次，正在擦地的孙伟岩突然听到儿子大声说“马认”，她立即惊喜地放下手里的拖布，一字一句地告诉儿子正确的发音是“骂人”。石果说：“那时我在日本，有一天收到他妈妈寄来的一盘录像带，她妈高兴地告诉我说儿子会背诗了。录像里，儿子呜噜呜噜地说着，我一句也没听懂，但是却高兴得哭了。”

　　上学就怕让老师撵回来

　　虽然孩子听力有障碍，但是孙伟岩却一直坚持让小开铭与正常孩子一起生活和学习。小开铭上幼儿园了，可是没去几天就让阿姨撵了回来，说是孩子淘气不听老师的话。没办法，孙伟岩和丈夫只能把儿子送到另一家幼儿园，可是没几天孩子又被以同样的理由撵了回来。“有一回，我去幼儿园接他，老师说明天不让他来了。我当时生气，觉得孩子不懂事，就一个人推着自行车在前面走，儿子一边哭一边跟在后面。其实他不是不听阿姨的话，他是听不到。现在想想，心里酸酸的。”石果说。“还有一次，我20时左右回到家，邻居告诉我，小开铭白天在外面玩被车撞了，那辆车当时按喇叭了，可是小开铭听不到。当孩子回家找来姥姥时，那辆车已经跑了。我跑到医院，没合眼地守了孩子两天两夜。孩子醒过来后对我说，妈妈我什么也听不到了。”说到这里，孙伟岩眼中流出了泪水。

　　小开铭到了上学年龄，孙伟岩好说歹说把他送到了一所私立学校。那时，孙伟岩天天跟着孩子去上学，老师上课她就趴门缝听，回家再教儿子。下课时，孙伟岩就领着儿子班里的孩子玩儿。天真无邪的孩子对她说：“老师说你家孩子得上聋哑学校。”孙伟岩就装听不懂。可是，半个月后学校还是把孩子撵回了家。听着儿子“妈妈，我要上学”的呼喊，孙伟岩强忍心酸对小开铭说：“等你达到了学校的要求，妈妈再送你去。”从不掉泪的孙伟岩那天到残联哭了一天。

　　把小开铭领回家，孙伟岩又自己教了他一年。后来，孙伟岩把儿子送到了尚志小学，第一学期考试，小开铭考了个双百，这让所有关心他的人都乐得够呛。也就是从那时起，孙伟岩坚定了信心，虽然听力有障碍，可是开铭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学习，自己一定要帮他“听”到这个世界的精彩。

　　儿子考上了理工大学

　　这些年，石开铭和妈妈一样，总有种危机感，就怕自己学得不好让老师撵回家，所以他在学习上非常认真刻苦，自学能力很强。从杨楚珊中学毕业后，石开铭考上了哈师大附中。2005年，石开铭以高考526分的成绩考入哈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金属材料专业。“我正在家睡觉，同事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后，一瞬间我想起了挺多挺多的事。我不敢让自己再想下去，一下子把电视机打开了，我怕自己兴奋过度。”孙伟岩说。

　　上大学后，石开铭像正常孩子一样住校，系里主管学生工作的陈洪彬书记和辅导员曹老师给予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开铭与同学们也相处得很愉快。说起自己的大学生活，开铭脸上一直绽放着笑容，他说自己现在的学习没有什么障碍，一般每科老师只要上两三堂课他就完全可以适应老师的语言习惯和语速了。开铭业余时间喜欢下象棋，足球和篮球也是他喜爱的项目。连续两学期，石开铭都获得了奖学金。在去年“感动理工”活动中，他还被选为理工大学五名感动理工学生之一。

　　交谈中，对于石开铭清楚的口齿记者感到非常惊讶。孙伟岩说，当年他领开铭去医院检测时，医生都不敢相信一个重度听力障碍的孩子能把话说得这样好。石开铭没学过一天手语，一直像一个正常孩子一样在学说话。这些年，孙伟岩和丈夫先后给儿子换过13对助听器，最便宜的800元一个，最贵的1.8万元一个。再加上省里和市里有关部门奖励的，石开铭已用过15对助听器。孙伟岩说，现在开铭的学习在班里名列前矛，很有保送研究生的希望，可是由于听力部分的短腿，他的英语四级到现在还没过，这让他们全家人都很担心。每次考试，孙伟岩都要到残联去给儿子开证明，因为儿子需要戴助听器进考场，容易被怀疑作弊。孙伟岩说自己也不想逼儿子，毕竟外语听力对一个听力重度障碍的孩子来说，实在太难了。

　　说起将来的打算，孙伟岩说：“我不希望我的儿子出名，但我希望他能出色。人说‘不撞南墙不回头’，我告诉儿子说‘撞了南墙也不能回头，要把墙上掏个洞，走过去看看。因为，我们没有退路。十多年来，学校、家庭、社会的关爱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传一棒，一步步地把一个有听力障碍的孩子送到了理想的彼岸。我希望这个接力棒还能继续传下去，把他的生活之路铺得更远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