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面对面》:面孔2006-从陈冯富珍到章子怡

　　央视《面对面》播出节目《面孔2006》，以下为节目内容。

　　一张面孔就是一段历史，一张面孔就是一种精神，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我们年终盘点的时刻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用喜怒哀乐四个字来回顾整个2006年我们报道过的一些重点人物，喜怒哀乐，人人都有，我们希望用更人性化的方式去解读新闻，记录历史.而2006年我们报道过的一些重点人物的喜怒哀乐也许就是您的喜怒哀乐。

　　中国人过年都喜欢讨口彩，喜怒哀乐我们就先从喜说，2006年，和谐社会这个词成了流行语，三峡大坝、青藏铁路开通，中国重返联合国三十周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五周年，这些喜庆事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影响着我们的心情，所谓国运兴，人运兴，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不少面孔在2006年喜上眉梢。

　　陈冯富珍

　　解说：

　　2006年11月9日，瑞士日内瓦，来自中国的陈冯富珍高票当选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对于陈冯富珍来说，临近退休年龄又攀事业高峰，无疑是喜事一桩，而对于整个中国来说，陈冯富珍的当选，可以说是中国外交的一次胜利。

　　记者：中国是13亿人，我想听听你的解释，为什么推选你去参选？

　　陈冯富珍：我个人的看法，体现中央政府惟才是举的胸怀，还有一国两制的成功，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记者：中国有句老话叫“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你现在坐在世卫组织总干事的位置上，你会不会想以后对中国、对香港在执行政策的时候，有所偏袒？

　　陈冯富珍：我在11月9号受到世界卫生组织大会成员确认我选举的时候，我是要宣誓的，我就是国际的

　　记者：部长高强在你当选以后，也高调表示欢迎世卫总干事陈冯富珍女士对我的公共卫生提出批评，但我很怀疑陈太您能不能批评？

　　陈冯富珍：我做任何的公共卫生决定的标准就是科学，如果不用这个立场，你就做不到不偏不依，只有这个标准是客观的，科学的。

　　解说：

　　很多内地人对陈冯富珍的认识开始于2003年“非典”疫情，当时，她担任香港卫生署长，在非典袭击香港时，她处理突发事件的种种措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面对面》栏目在2003年“非典”最严重的时候在香港采访了她。

　　记者：5月3号你接受了电台的一次访问，你流了三次泪，你是一个爱哭的人吗？

　　陈冯富珍：我问你，你接触的人，不是非典的人，是不是每个人接受你访问的人都洒泪了？太难受了。

　　解说：

　　2003年，陈冯富珍把非典比喻成一场战争，而在2006年，陈冯富珍遭遇了另外一场激烈战争，能够在全球13个国家推出的候选人中拔得头筹最后当选，这个充满魅力的东方女性的确有她的过人之处。

　　记者：可能在您朋友的眼里您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性，但是坐在这个世卫总干事的这个位子上，可能很多人会形容您是一个“铁娘子”，这会是矛盾吗？

　　陈冯富珍：我看没有矛盾吧，归根到底我也是一个女性，也有女性的一方面的柔的地方吧？

　　记者：你的生活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或者说你的心态会改变吗？

　　陈冯富珍：还是要怎么样，生活要有一点改变，我希望我的先生，我的爱人去日内瓦陪我，因为过去三年半我是在日内瓦做事的时候，都是一个人在日内瓦住的，不容易，我可以说，我不懂得开车，也不懂法语，几十年来没有做饭，也要自己来做饭，一个人生活是比较孤单的吧，所以如果再要继续干五年半，我希望我的爱人跟我在一起。

　　张鲁新

　　解说：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正式通车，天路开通，这是中国人的一大喜事，为了这一天的到来，青藏铁路总指挥部专家咨询组组长张鲁新一共等了36年。

　　记者：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你当天的心情呢？你会告诉我什么？

　　张鲁新：反而显得有点平静，一辈子做了这件事情，看到这件事情今天终于有了成果，这一天的话，我就突然在想，我还能做什么。在参加完了庆典大会完了以后，下午我紧忙着赶紧去写一个咨询报告。

　　记者：什么内容？

　　张鲁新：就是青藏铁路通车以后，对铁路下面有什么影响，怎么影响，影响到什么程度，这些原来没有涉及到过，只要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我就感觉到心里不踏实。

　　解说：

　　“多年冻土、生态脆弱、高寒缺氧”是青藏铁路建设的三大世界性难题，其中尤以冻土难题为最。几代科学家扎根高原向这一未知领域探索，张鲁新教授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74年，张鲁新第一次来到青藏高原，当时，他刚刚结婚七天，而后三年都没有回家。

　　记者：三年？

　　张鲁新：对，可能想想挺残酷。

　　记者：怎么会那么长呢？

　　张鲁新：那时候就规定是有探亲假，一年探亲假是12天。她要想探亲很不容易，我在高原她怎么探亲。有一个就是说当时我的母亲得癌症了。

　　记者：你知道吗？

　　张鲁新：我不知道。她到我的家里照顾我的母亲。

　　记者：刻意不告诉你？

　　张鲁新：刻意不告诉，怕影响我，后来回去的时候母亲就已经不认识我了。然后我回去就去世了，这个信息我还从来没跟别人说过。

　　记者：值得吗，当时的感受？

　　张鲁新：还是值得，但是因为作为人之常情好象不应该。

　　记者：但是新婚七天，三年不见面，你爱人有这个思想准备吗？

　　张鲁新：我们俩一般不交流这个事。就是实际上彼此心里都知道这个事，不交流这些事情，就是害怕引起更多的伤感。现在很快乐，就不要再提那过去的事情。那个年代也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大家都是这样。

　　解说：

　　在天路开通的喜庆时刻，张鲁新的眼泪格外打动人。严酷的自然条件、孤独、对家人的牵挂，无时不在考验着张鲁新，在高原的三十多年里，同事们一个个地离开，甚至有人建议要撤掉观测站，但张鲁新坚持了下来，直到青藏铁路的重新开工，期间的经历可以用出生入死来形容，1200多万个数据是张鲁新和他的同事献给青藏铁路的最好礼物。

　　张鲁新：当时我是真的激动得热泪盈眶，确实忍不住，因为一个是想到这件事情确实很不容易，因为用40年的这种努力，几代人的努力，能够换来今天这个开工，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这个在中国铁路建设史上恐怕是前所未有的。

　　记者：无论怎么说，在我们眼里，这就是一条铁路，在你的眼里呢？

　　张鲁新：在我的眼里，实际上就好象自己的一个孩子一样，是只有呵护他的这种责任，

　　记者：一辈子做一件事，听起来好象有点在像做赌博。

　　张鲁新：是的，后来想过，现在反过来想想，让我再重新决定，我真是难以，不好说，我是不是还能做这样的赌博。其实我每一次，我就说忍不住眼泪在眼眶打转的时候，我是在想他们，所有大家对我的承认，实际上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承认。

　　记者：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张鲁新：坚持，认准了一条路，一定要坚持走下去。

　　韩晓鹏

　　解说：

　　2006年2月23日，在都灵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项目的比赛中，23岁的中国运动员韩晓鹏以完美的两次跳跃获得了该项目金牌，这是中国参加冬奥会以来所获得的第一枚雪上项目金牌，也是中国男子运动员在冬奥会历史上获得的第一枚金牌。

　　韩晓鹏：当时我那个时候还感觉傻站着，还在那眼睛盯着大屏幕在那看，但是当时就听到中国代表团的呼喊，非常地狂烈，我那时候才知道我是金牌，我才举着雪板出去了嘛，拿着雪板就冲出去了，冲到中国代表团跟他们在一起拥抱。

　　记 者：对于你这块金牌，大家都用“爆冷”两个字来形容，你自己觉得是“爆冷”吗？

　　韩晓鹏：但是我自己感觉，因为我付出了，而且是我拿到过很多的第二、第三，而且我已经是一流，一流水平了，我只不过我感觉我差的是运气，但是我一直在等待这块金牌，没想到在奥运会上能拿到。

　　解说：

　　爆冷获得金牌，无疑令人惊喜。然而，韩晓鹏的奥运之旅并非坦途，这是2002年韩晓鹏参加盐湖城冬奥会的情景，两跳均出现严重失误，最后获得了第24名。

　　记 者：你当时对这个成绩满意吗？

　　韩晓鹏：当然是不满意了，我当然想法更想往前些，最好能进入决赛，但是当时心情就非常地平静，就感觉很正常，因为我受伤了嘛。而且还有很多很多的因素，我感觉能参加奥运会就已经是不错了。

　　记 者：你跟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心里会有自卑的感觉吗？

　　韩晓鹏：会，会有，感觉人家也看不起我，而且感觉你水平也不行，就是人家也不跟你说话，也不跟你交流，可能正眼看你都不看你，就那种感觉。

　　解说：

　　胜利与失败之间的距离就像是冰火两重天，韩晓鹏充分体验到了竞技体育的残酷和激情。很多年以后，当人们整理中国奥运编年史的时候，韩晓鹏这个名字注定会像活化石一样跳出，变成一段历史的见证。而同时，韩晓鹏的横空出世，给中国的冰雪运动带来了更多地可能。

　　主持人：

　　人生得意可尽欢，那么不得意的时候呢？2006年，有些人冲冠一怒怒出了名堂，这怒里有个性张扬，但更多的是社会责任。

　　李缨

　　解说：

　　2006年8月15日，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第6次参拜靖国神社，伴随着周边国家的一致谴责声，一部名叫《靖国神社》的电影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虽然电影的剪辑尚未完成，但已经在香港国际电影界上引起轰动，他的导演就是旅日的中国人李缨。李缨从1997年开始拍摄靖国神社，在8年的拍摄中，他记录了大量的有关靖国神社的影像素材，捕捉到很多发生在靖国神社里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是李缨在1999年在靖国神社拍到的一段影像，一位身穿日本军官的年轻人在宣扬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正是日本给中国带来了独立。

　　记者：很容易拍到这种场面吗？

　　李缨：当时很多，很多8月15号的时候，他们都会有这些参拜，

　　记者：是有组织的一种表演，还是自发性的一种宣泄？

　　李缨：都是自发的团体，就是一些年轻人自己组成的一些团体在里面。

　　记者：想表达什么？

　　李缨：对我们的先辈，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因为他们在为国家成为了英灵，我们应该表达对他们的尊重，应该感谢，然后那场战争也并不是说，一场侵略的一个罪恶的战争，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怎么会成为英灵呢？

　　记者：那他们这种情绪在日本年轻人当中有市场吗？普遍吗？

　　李缨：这是很少数的一部分人，并不是说能够代表大部分日本年轻人，绝大部分日本年轻人可以说对这方面不感兴趣，他们也不了解，他们也不感兴趣，这是绝大多数，这种声音还是极小的一部分，当然与其说是代表现在日本年轻人很多声音，不如说，他是接受的一种靖国史观，

　　记者：那你面对这种表演的时候你的感受。

　　李缨：我既有那种很强烈的刺激，不愉快的感觉，但是我们又同时感觉到他们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演员，挺拙劣的一些表演。

　　解说：

　　这些片断随时在刺激着李缨的拍摄，也在鼓励着他坚持把影片拍摄完成。在历时8年的艰难的拍摄中，李缨开始真正的了解这个在日本有着强大军事和政治号召力的靖国神社。

　　记者：为什么那么多日本人会对靖国神社顶礼膜拜，靖国神社在他们心目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李缨：这个我觉得就是跟天皇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天皇呢，就是设立了靖国神社这么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装置，告诉日本人说，你要为国去参战，为国去战争的时候，死了之后你会在这里面获得一个巨大的荣誉。

　　记者：那靖国神社是一个精神象征的意义了，至高无上的？

　　李缨：一个精神堡垒，精神的象征，用靖国神社这种方式来告诉所有的军人，你们都应该有一种不畏惧死亡的一种气概。天皇很明确就是说，我们要将这种战争的不幸，转化为一种幸福的情绪，那么能够起到这种功能的，那就是靖国神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