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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N 记者对话CCTV 记者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08日23:04 第一财经日报

  “我们在和一个非常牢固的利益共同体较量”

  本报记者马晓华发自北京

  正当医改方向的讨论席卷全国之际,黑龙江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550万元医疗费事件”,无疑又给人们沉痛反思医疗制度改革,提供了新契机。《第一财经日报》日前对话最早揭开此番医疗“盘剥”的央视新闻调查记者郭宇宽,感受其不为人知的艰难。

  长达9天的实地调查

  《第一财经日报》:作为“天价医疗费”的电视第一报道者,您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郭宇宽:哈医大二院在业界非常有名,其心外科更是声誉显赫,当我们接到投入500多万元却把老爷子给“治死”的举报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有没有搞错!”加上家属的情绪非常激动,大家都怀疑这则举报的真实性。直到有一天家属传来了部分收费清单的复印件,我们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为了避免带着简单的义愤作“缺席审判”,记者在哈尔滨进行了长达9天的实地调查。

  《第一财经日报》:您首先采访的就是心外科ICU(重症监护室)科室主任于玲范?

  郭宇宽:心外科ICU科室主任于玲范是患者家属控诉的焦点,黑龙江当地媒体曾高调宣传过此人。一开始记者只是扮做看望朋友在医院里暗访了一圈,见到的情景颇为混乱:不时有医托搭讪,有收药的,甚至有上访的,还有人在大堂见人就拜,求求谁能和医院说说好话,因为带的钱不够。在确认了心外ICU科室位置,并确认主任于玲范就在办公室以后,记者和摄制组敲门进去,自报家门,进行突击采访。

  于玲范当时正在改一篇和别人联合署名的医学论文,桌上还有一摞某消费场所的赠券。一提翁文辉的名字她就紧张起来,对于记者的所有提问,她基本上反复用三种方式循环回答:第一,对于治疗不懂,医嘱都是北京请来的专家下的,我们只是执行;第二,这个情况太具体,我作为主任不管,你得问护士;第三,医院已经成立专门调查组进行调查,你可以问调查组。

  《第一财经日报》:后来院方出面了没有?

  郭宇宽:医院纪检委书记杨慧之后作为调查组组长接受了采访,但是她的态度更加强硬,她先是质疑记者的资格:“你们对医疗问题了解多少?”“你们受什么人的指使?”“我们这是一家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医院……”在记者的追问下,她郑重说出了院方调查组给这次医患纠纷的定性,第一,对于这位患者,在收费问题上,非但没有多收,而且经过核对少收了很多;第二,如果在收费中有错误,那是因为对这个病人“过于照顾”,所以破坏了管理制度,造成了混乱。而其他医疗方面的问题,她都解释不了。

  《第一财经日报》:从他们的反应判断,这家医院似乎在“天价医疗”事件上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否则,他们为何刻意回避。

  郭宇宽:在采访中我们挖掘出了一些院方自相矛盾的解释地方,比如于玲范解释之所以有时候一天在账单上用血量达到一万多毫升,是因为血库用血紧张,所以经常一次取出几天的量。而输血科主任丁巾则一口咬定,绝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再比如对于一天之中输血94次,也就是输了94袋血制品,护士长郭晓霞最初说完全有可能,但是记者后来询问她输一袋血,最快要多长时间,她脱口而出:“以前最快半个小时输过一袋,再快病人心脏就受不了了。”但她刚说出口就意识到语失,记者追问:“假如24小时都用这种最快的速度,能输多少血?”她想了想说“没有算过”。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从患者的病例上似乎也看不到治疗方案。

  郭宇宽:这就是为什么说跟医院相比我们是一个弱势群体的原因。治疗方案或者病程记录,我们都要不出来,找医院,医院说都给家属了。家属也要不出来。即使后来又带着摄像机去拍去要,院方也是不给,说记录都给于主任要走了。

  《第一财经日报》:院方之所以这样对待我们,就是看到我们反正找不到确实的证据。

  郭宇宽:是的。院方自信地知道,你的所有怀疑只是一种怀疑,这就涉及到了ICU的特殊性,记者在调查中深感,ICU对于外部监督来说,是一个天然“黑箱”,ICU的功能是集中地使用维持生命的医疗技术,拥有各种措施支持广泛的器官功能不全。

  这就造成了监督的缺失。首先,ICU的病人都丧失了行为和表达能力,喉管被切开,身上插满管子,手脚被绑在病床上,身上没有衣服,只盖床单,听凭医护人员的摆布。而病人的家属又不在身边,也不能探视,只能听护士转达病情。而用药过程也无法监督,究竟用了多少药输了多少血,都只有里边的人才知道。正如患者的家属说的:“就是他们虐待病人,我们也没有一点办法。”

  记者曾见到用铅笔潦草地写着“天天挨打”、“我害怕”、“快带我回家”等字条,是患者在护士短暂离开的间隙给家属留的。可当记者询问患者家属,既然对ICU病房的工作人员已经不信任,为什么不投诉呢?富秀梅哭着说:“我们不敢呀,老伴的喉咙已经被割开了,离开呼吸机一步就是死,只能在那里,要是得罪了他们,老头要受更大的罪呀!我们只有变着法儿讨好他们,后来他们全科室吃饭我们家都包了,每天都给他们送饭。”

  仍有正直的声音

  《第一财经日报》:我看到你们的电视报道,后来患者的主治医生终于出来说话了。

  郭宇宽:在这样的调查中你是能明确感觉到你在和一只看不见的手较量,这是一个非常牢固的利益共同体,整个系统会抱成一团用可怕的沉默和不合作来面对你。

  就在这时管床医生王雪源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他给家属也留下了比较正直的印象。当记者联系到他时,他曾接到过于玲范的电话:“你现在站在人生的十字路上,说什么不说什么,要想清楚。”虽然答应接受记者的采访,但是可以感觉到他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最初他和院方一样含糊其辞,非常紧张,多次停下来喝水。在谈到做医生的原因时,那一刻他眼中闪烁着一种真诚的东西,我能够感到从那一刻起他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作出了选择,接下来的采访中,他可以说豁出去了,以一个当事人的身份,无论是输液输血剂量,还是外购药去向,都以亲身经历证实了我们的怀疑。

  《第一财经日报》:新闻调查还采访了一个专家吧?

  郭宇宽:结束哈医大的采访后,我们虽然有了自己的判断,但还是得采用专家的意见。我们多方联系,却没有一个ICU方面的专家愿意站出来说话。甚至北京一位参加过翁文辉病情会诊并收了30多万元出诊费(翁家儿子翁强事后透露)的某三甲医院的ICU主任,也不愿意评价。

  直到联系上水利部总医院前副院长和前ICU主任马育光,他开玩笑说:“反正我退休了。”他不但从专业的角度解释了哈医大二院的收费和管理为什么不合理,还在账单中发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ICU仪器的检测,就是监护仪的检测,根据规定,北京这个仪器收费是240元一天,可哈医大二院在收费中把它拆成四项,每项收一遍费用,这样每天就出来1248元。

  在这起医疗事件中,我们发现问题实在太多了,多得连专家都觉得滑稽。用马育光的说法,一些错误太低级了,也太离谱了,可见他们胆大妄为到了何种程度。

  我们在医院面前都是弱者

  《第一财经日报》:我回北京见到了患者的儿子。他说的一句话,让我特别感慨:“我就是想知道一个真相!”其实,他是一个有钱的人,但即使再有钱,在医院面前似乎也很无奈。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我们其实在医院面前似乎都是弱者。

  郭宇宽:患者大儿子翁强是一个开大奔、住别墅的“大款”,他曾经表态:“只要能治好我爸的病,花多少钱,我都乐意。”确实他调动了各方面的医疗资源,光北京的专家就请了好几十个去给他爸会诊。这让人感慨,在这个穷人看不起病的年代,一切医疗资源,包括那些被我们尊敬的著名大夫的服务都可以用钱买到。但更让人感慨的是,患者家属花了这么多钱,也买不到一些医护人员为病人着想的基本职业道德,翁强痛苦地反省:“要不是我有钱,我爸也不会受这个罪了。”《第一财经日报》:不过,让我欣慰的是,在接下来的采访过程中,我获悉中纪委、监察部、

卫生部等各个部门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可以看出,党和政府的反应是极其迅速的。而公众的网上评论更是如潮水般。个人感觉这次事件将对医疗卫生改革起到某种重要的影响作用。

  郭宇宽:这个事情感觉有点像医疗界的一个“孙志刚案件”。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医疗事故在中国不是第一回。而翁文辉事件的奇怪就在于,它是第一次被披露,而且是以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新闻事实被披露。

  比如收容遣送制度,大家都觉得有问题,但是由于不透明,特别是涉及到监狱系统,我们记者无法调查,只能通过知情人透露。对于医疗事件也一样,大家都知道有问题,比如回扣等,都是大家知道的公开秘密,但是不能像解剖麻雀一样解剖。但是这次跟“孙志刚案件”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专业性比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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