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涨必听”还是“逢听必涨”？ □ 张贵峰

　　“我认为，是逢涨必听而不是逢听必涨”———针对当前许多公众对听证会“逢听必涨”的不满，某市发改委官员日前表示，“价格听证会是政府价格决策之前广泛听取意见的法定程序，从听证会的本质来说应该是逢涨必听”。

　　“是逢涨必听而不是逢听必涨”，词序之差，意义截然不同———在后者，那是对听证会流于形式、成为涨价“过场”的抱怨，而在前者，则凸显了听证作为“听取意见”的民主决策程序特征。所以，以“逢涨必听”否定“逢听必涨”，应该是可取的。不过，单靠语词上强调“逢涨必听”，是否就能避免“逢听必涨”呢？我想，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从听证会的发起组织程序上看，“逢涨必听”并不能完全涵盖和保证听证会的民意本质，比如，政府部门可以就涨价发起听证，消费者是否也可以就降价申请听证呢？依据原国家计委的《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消费者是有这样的权利的。但如何行使这种权利，却始终没有给出具体的实施办法。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听证，无一例外都是有关部门作为申请人的涨价听证，而从来没有消费者申请的降价或价格质疑听证。退一步看，由于具体什么样的价格变动应当听证，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有关部门手里，即便是“逢涨必听”，我们事实上也并没有真正做到，比如近年来的火车春运涨价以及最近的邮资涨价。

　　再从听证代表的遴选机制上看，听证代表究竟如何产生———途径、名额、遴选办法是什么等等“由谁来听”的问题，都不是仅仅一个“必听”所能解决的。验之于现实，不难发现，时下的听证会之所以常常被公众讥为“逢听必涨”的涨价会，遴选机制上的不透明、不公开，导致听证代表缺乏民意基础，正是主要原因之一。于是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听证会之外有不少反对之声，但听证会上却能得出普遍赞同涨价的结论。

　　最后，从听证的反馈或者说制约机制上看，“逢涨必听”也不大能防止“听而不证”、“听过照涨”局面的出现。这些年，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听证会：虽然，在听证举行之时热闹非常，反对意见也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但听证会一结束，听证意见是否被采纳，如果不被接受，理由是什么，等等，往往就没有下文了，最后还是照涨不误。

　　可见，听证会究竟是“逢涨必听”还是“逢听必涨”，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从制度完善的高度，确保听证制度在组织发动、代表遴选、反馈效力等程序机制上的民主本质，亦即，不仅要“必听”，而且要在“怎么听”、“谁来听”、“听过之后怎么办”等问题上，给予听证制度严密的制度完善。否则，“逢涨必听”和“逢听必涨”，就会沦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文字游戏，因为失去制度完善的支撑，“逢涨必听”必然最终蜕变为“逢听必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