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骗子”出没义乌 专家认为，外贸市场不成熟是主要原因

　　“不幸中的大幸啊！这次居然还能把货追回来……”于国军，浙江义乌“12·4”外贸诈骗案的“苦主”之一，当他获悉100多万元的被骗货物已经从印度新德里运回宁波时，仿佛经历了一次“意外之喜”。

　　在义乌市公安局案件受理室的吴建中警官说：“真不知道下一个倒霉的会是谁。”

　　外贸诈骗“重灾区”

　　2006年圣诞前夕，一印度客商向义乌国际商贸城40余位经营户订购了总值100多万元的货物。约定的付款日期到了，这名客商却丝毫没有付钱的迹象。“于国军们”感觉不妙，一查吓一跳———该客商在义乌的公司驻地是临时租的，仓库也是临时租的，连租金都没付！

　　据于国军回忆，为了防止这名客商“跑路”，经营户们只得每天轮流与他同吃同睡，一起打牌、上网……相处下来，一度十分“融洽”。然而，骗子总归是要开溜的。12月2日晚，负责“照看”的经营户们照常与该客商打牌消遣。到凌晨5点左右，大家疲惫不堪，警惕性也随之下降。该客商趁此机会，一步抢到门外把其他人通通反锁在房间里，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好在警方介入得早，”吴建中说：“我们及时控制住货物，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据他介绍，2006年义乌市公安局共受理外贸诈骗案件27 起，案件规模与涉案金额相比前几年正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譬如2006年3月25日发生的“3·25”特大合同诈骗案，受骗经营户多达141家，货物涉及玩具、袜子、计算器、皮具等多个种类，总价值高达2700万元，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小商品诈骗案”。

　　连续多年受理外贸诈骗案的吴建中认为，尽管诈骗手法花样翻新，但总会有规律可循。“最普遍的是开设未注册的‘空头’外贸公司，货一到手就玩‘人间蒸发’，”吴建中说：“或者多头购货、突击要货，在每个经营户那里下不同的订单，在相近的时段收货，以支付小部分货款或分步骤付款为诱饵，骗取商户全部货物外运，而后逃匿。”

　　祸起“激烈竞争”

　　在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力看来，诈骗之所以能屡屡得手，只能说明当地的外贸市场成熟度远远不够。“大多是农民出身的义乌个体经营户们，没有经过成熟的商业和市场氛围的熏陶，他们对市场经济中商贸活动的规范手法，以及运用相关法律保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与能力，都显得比较薄弱。”

　　据介绍，义乌市工商、外贸、公安等部门曾多次给市场经营户分发外贸风险防范手册。义乌市外经贸局还特意在媒体上公告了工商部门批准的290多家驻在义乌当地、具有合格外贸资质的企业和机构。

　　但是，许多经营户总是心存侥幸，面对一些不在这份名单上的外国企业、机构和个人的订单时，大家往往认为这么多人都和他做生意，肯定不会被骗。

　　施正华，一位已经在义乌“蹲点”6年的美籍华人，对诈骗案高发现象有自己的理解。“一句话，竞争太激烈，大家都抢订单。这就给骗子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

　　期待“多管齐下”

　　义乌外贸诈骗案高发不止，只是浙江外贸的一个缩影：出口量一路上扬，诈骗金额水涨船高，宁波、绍兴……众多出口强市概莫能外。

　　以于国军为代表的外贸经营户始终认为，当前治理外贸诈骗，关键还在于加大监管和执法的力度。他们呼吁，工商管理部门和出入境管理部门应该联合，对所有进入义乌市从事商贸活动的外籍商人和外籍企业进行登记，并确认这些人和企业的合法资格，然后通过网站或者其他形式公之于众。

　　任何骗子都不会把“骗子”两个字写在脸上。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力认为，政府应该织网，但总会有漏网之鱼。当务之急，还是要参照市场相对成熟的西方国家的普遍做法，设立行业协会或同业者协会，制定标准格式合同。“有了协会和标准格式合同，就可以通过经营户之间的相互监督来约束不合理的交易手法，促进各种信息的相互交流，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洋骗子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