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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为艺术阻击大片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10日03:48 中国青年报

  记:《三峡好人》在北大首映时,你说过一句:“我很好奇,我想看看在这样一个崇拜黄金的时代,有谁还关心好人。”这种表达是你清醒姿态下的一种尴尬呢,还是真的困惑?

  贾:我真的有困惑。如果没有《三峡好人》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时放映,没有这种碰撞,我觉得我对这个环境的认识还是不够彻底。所谓“黄金”和“好人”,我谈的不是这两部电影,而是一个大的文化概念。当全民唯一的生活是经济生活时,这样一种氛围里面,文化生活究竟有多大的空间?经济生活对文化的侵蚀究竟到了何种地步?关于这一点,理性判断和感性认识是不可能同步的。理性上我早就有了结论,但是感性地接受我确实是通过这次发行。所以我才会话越说越多,越说越激烈。

  记: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同一天上映是由于你的坚持,说服了制片人。你是不是把这作为检验你的理性判断的一次机会?

  贾:我开玩笑说是“行为艺术”。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商业的决定,如果是一个商业决定,我们不可能愚蠢到这种程度。比如说我们换一个档期,很可能《三峡好人》的收益比今天会好。但既然从一开始大家想做一个文化工作,我觉得就应该做到底。我们想告诉人们,这个时代还有人并不惟利是图,并不是完全从经济来考虑电影工作的。这样的发行,是这部电影艺术上的一个延续。在今天大家都追逐利益的时候,作为一个文化的痕迹,我们想留下来。

  记:你怎么评价这次《三峡好人》的发行?

  贾:我觉得很成功,达到了我们所有的目的。我们希望提出的观点,通过发行过程都讲出来了,不管公众能接受多少,不管它有什么效果。另一方面,观看的人数,元旦前我们的票房是200多万元,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去年《世界》的120万元。

  记:也就是说,《三峡好人》的发行,可以不理解为一次经济行为,而是一次文化行为?

  贾:但我也要指出,采用这种方法不是常规,只是偶尔为之。正常的、健康的发行,还是应该使制作的钱有一个很好的回报。这一次是针对“中国大片”这样一个怪胎,不得不采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法来进行一次抵制。不,不是抵制,是阻击。抵制还软了一点儿。

  记:你把这种行为称为“殉情”。但如果你没有海外发行的底气,能这么率性地殉情吗?

  贾:我不知道。不能回避这个东西。如果海外发行不好,或者说还没有收回成本,那么我也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也不是什么超人,非要粉身碎骨。

  记:谈谈《三峡好人》的放映情况吧。

  贾:院线放映时,他们首先就预设了这部电影没有观众,所以在排片上,就会给你一个上午9点30分、下午1点这样的场次,来证明你没有观众,然后下片。当然院线的惟利,这是不用讨论的。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公共操作层面的不合理性。你像在法国,更商业的社会,但只要它接受这部电影,承诺上映,最起码会在头一个星期给你满负荷地排片,从上午9点到晚上10点,一天5场或6场,在一星期的检验过程里,去判断究竟有没有观众。这是一个正常的检验时间,这个风险是你影院应该承担的风险,既然你接纳了这部电影。

  在中国不是这样。他已经认定你没有市场,然后给你一个更没有市场的时间,然后马上告诉你,你没有市场,下片。这里面,商业操作里的公平性就完全没有了。从做生意的角度说,这也是非常霸道的方法。

  张艺谋导演曾经很生气地说,“马有马道,驴有驴道”,你不要和我们这种电影抢院线,你应该去建立你的艺术院线。他说得有道理,因为确实是应该有不同的院线来分流不同的电影。但是他说得没有人情,中国有吗?我们现在面对的只有一种院线,这个院线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公共资源。在今天中国还需要10年、20年建立艺术院线的实际情况下,你怎么能让我们这些电影去等10年、20年呢?也就是说,从心理上,他们认为这条院线本来就是他们的,我们是无理取闹。这是多霸道的一种想法!记:王朔说,不能让后人看今天的电影就是一帮古人在打架。

  贾:他说得很幽默,实际上谈到一个记忆的问题。电影应该是一种记忆的方式。处在一个全民娱乐的时代,那些花边消息充斥的娱乐元素,可能是记忆的一部分,但它们很多年后不会构成最重要的记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记忆,可能是今天特别受到冷落的一些艺术作品所承担的。一个良性的社会,应该帮助、鼓励、尊重这样的工作,而不是取笑它,不是像张伟平这样讥笑这份工作。他们发的通稿里面,写着一部收入只有20万元可忽略不计的影片,挑战一部两亿元票房的影片。这些字里行间所形成的对艺术价值的讥笑,是这个时代的一种病态。这种影响很可怕。我曾经亲耳听到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硕士生说“别跟我谈艺术”,甚至以谈艺术为耻,我觉得这很悲哀。现在,似乎越这么说,越显得前卫和时髦。很不幸,这种价值观正在弥漫。

  不得不谈的话题

  记:“大片”为自己寻找的合法性之一,是提出要建立中国独立的电影工业,这是一个伪命题吗?

  贾:是应该建立,这个命题不伪。可是,那些人的工作是伪工作。真的工作,首先应从根儿上来说,要建立一个年轻人容易进入到电影工业里来的渠道,把那些障碍都拆掉。让电影远离行政权力,真正变成一种市场的运作,不能像现在这样,有关部门自己跳出来帮助一些大片营销。

  要建立合理的电影结构。大片再大也无所谓,但是你要有足够的空间留给中型投资、小型投资的电影。合理的应该是金字塔结构,不能中间是悬空的。这样才能有大量的从业人员在这个工业里存活,有真正大量的电影工作者来历练中国电影的制作水平。你看那几部大片,它们的制作基本上都是在国外完成的,什么澳洲洗印,好莱坞后期制作,跟中国电影的基础工业没什么关系。包括演员的遴选,基本上都是港台韩日的演员,加上一两个年轻新选出来的。所以他们整天叫嚷着要拯救中国电影,实际上对中国电影工业没作任何贡献。唯一有关系的是,货真价实从这块土地上拿钱走。

  记:你本人抗拒拍一部大投资、大制作的电影吗?

  贾:我一直就不太喜欢这种提法。因为实际上,我们不应该为投资而拍电影。比如我准备在上海拍的一部1927年革命背景的电影,就肯定是大投资,因为需要钱去完成这个制作。但不能说,哎呀,我要拍个大投资的,可拍什么无关紧要。这不就反过来了吗?我觉得大投资不应该是个话题,关键是看你想拍什么。它不能变成一种类型,好像有一类电影,叫做大投资,这就本末倒置了。

  记:目前中国的电影氛围里,你认为还有哪些东西是需要纠正的?

  贾:我觉得需要谈到电影分级制度。《满城尽带黄金甲》在美国都被划为青少年不宜观看的影片,为什么跑到我们这儿就可以甚至是鼓励青少年去看呢?问题就在于,一个规定,它总是因人而异的。

  记:作为导演,你用电影来描述、记录、思考和表达这个时代。你怎么看待这个时代?

  贾:我觉得有些地方出了些问题。比如说,青年文化的沦丧,反叛文化的沦丧,完全被商业的价值观所击溃。青年文化本该是包含了反叛意识的,对既成事实不安的、反叛的、敏感的文化,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的摇滚乐、诗歌,我觉得当时年轻人对这些东西有一种天然的向往和认同。这种认同给这个社会的进步带来很多机遇。那是一个活泼的文化。但今天的年轻人基本上只认同于商业文化,这个是很可惜的。今天中国的商业文化,不仅包括大片,它实际上形成了对一代年轻人的影响和改造。说得严重一点儿,像细菌一样。

  今天中国人的生活的确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可以实现物质的成功,这个开放了很多。在这个过程中,物质的获得变成每个人生活里唯一的价值。好像你不去攫取资源,迅速地获得财富的话,有可能将来连医疗、养老都保证不了。所以整个社会全扑过去了。

  记:你认为有没有可能不经过这样一个阶段?

  贾:有可能的。那就是我们要在经济生活里面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今天的社会风气鼓励的是赤裸裸的掠夺,所以你才会看到电影这种掠夺,比任何行业更赤裸裸。我觉得做

房地产的人,都没有谁敢站出来,说我投了多少钱,我要盈利多少钱。盈利本身对他们来说还是隐藏着的、不愿意透露的商业秘密。没有一个行业像电影这样,把我要赚多少钱告诉你,从而变成赚钱的一种手段,并最终被塑造成一个商业英雄,获得人们的垂青。

  记:很奇怪,这种模式活生生就在我们眼前,并且不断被复制,不断获得成功。

  贾:所以回到最近发生的事情。整个这个讨论的过程,并不只是针对“黄金甲”和“三峡好人”,也不仅仅针对中国电影,而是针对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国人的经济生活,甚至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所以它是一个不得不谈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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