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箱操作已经渗透于社会生活诸多领域

　　在暗箱操作发生的场景中，并非没有内部性的制度和规则。但问题是，在权力面前，这些规则是软弱无力甚至根本不起作用的。在上海社保案中，领导人的一个批示，甚至一个暗示，就可以决定这笔巨额资金的使用。而在暗箱操作这种权力运作模式中，“领导批示”、“领导打招呼”，有时甚至是暗示，都是其中重要的元素。从这种意义上说，暗箱操作是目前我们这种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模式的必然产物。

　　暗箱操作，不仅导致公共资源的大量流失，而且使得政府行为走样变形，甚至导致一些应当进行的改革无法进行和实施。如前两年发生的国企改革争论的焦点与其说是国企要不要改革，不如说是如何进行改革。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国企产权的转让不过是改革了国有资产存在的形态。就此推断，这样的改革不应当引起如此之大的分歧和争议。但问题在于这种产权的转让是如何进行的。在当时，即使是积极主张进行国企改制的人也不否认，在许多地方国企改制成了“内部人控制的改革”。于是，在许多改制的案例中，评估机构是由企业直接委托的，企业管理人员参与改制项目申报、改制方案的制定、资产申报等重大事项，有的更是连进入产权交易市场，公开相关信息和竞价拍卖的形式都参加。这样一来，大量的国有资产被贱价出售，甚至无偿转让给“内部人”。因此可以说，前一段我国国企改革出现的波折和受阻，与其说是源于人们对国企改革主张上的分歧，不如说是源于国企改革中暗箱操作以及由于暗箱操作导致的改革变形。

　　事实上，暗箱操作已经成为渗透于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一种现象。只要我们在搜索引擎上搜索一下“暗箱操作”这个关键词，就会发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暗箱操作：大学生转系、超女选秀评奖、中小学收费、政府采购和投资项目、

　　上面的暗箱操作现象虽然涉及的领域涵盖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但在这林林总总的暗箱操作现象中，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身影，这就是权力。在社会科学中，关于权力可能有着很不相同的解释和界定，但在最简单的意义上，权力实际上就是能够决定什么的能力。所谓暗箱操作，也就是对于这种权力的不公开行使。而我们知道，权力的行使在许多情况下是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我们似乎就可以说，涉及的利益越是重大，人们不公开使用权力的愿望就越强烈，所带来的后果也就会越严重。

　　最近驻京办现象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据有人考察，驻京办的设立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那时是计划经济，驻京办成为沟通中央和地方的一个重要环节。但驻京办的真正兴起则是1990年代。据不完全统计，现在除有52家副省级以上的驻京办之外，还有520家市级驻京办，5000余家县级驻京办。如果加上各级(主要是省)政府部门设的联络处(或办事处)、各种协会、国有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万家。最新趋势是，不仅国企设立驻京办或联络处，一些大的民营企业也在京派驻了联络人员。如果以1个驻京办每年的经费按100万元计算，这些驻京办每年需要的全部经费就在100亿元以上。

　　如此大的资金为何会用在这里？除了为来京的地方官员提供更好的服务之外，主要目的就是为地方争取更大的利益，包括营造关系网络，在有关部门那里争取资金、项目、批文等。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曾经说到，现在，各省市区、地级市甚至县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有的驻京办目的就是跑“部”“钱”进。一般地说“跑部钱进”，人们也许还没有具体的印象，但如果看一下这些数字，问题就很清楚了。据李金华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做《关于200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审计工作报告》，在2005年对20个省(区、市)的审计调查中发现，这些省(区、市)本级预算共编报中央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3444.27亿元，仅为中央实际补助7733.65亿元的44.5%。也就是说，中央实际补助中有近4300亿元(占全部的一半以上)未纳入省(区、市)本级预算中。对于这部分资金，至少要注意两点，首先，从使用上看，这部分资金的使用实际上脱离了省级人大的审查监督；从资金的来源上看，有相当的一部分是与“跑部钱进”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之所以要有驻京办，要有“跑部钱进”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