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跟谁干活都不知道

　　文明说，“我们反正是跟着小老板干活的。哪里有活，就去哪儿干。小老板的活儿又是从更大一点的老板那儿拉的。我们到了国外真正是给谁在干活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也没有和任何人签过什么合同，反正有小老板给钱就行。”就这样和何文明一起被“稀里糊涂”带出国的农民工一共有16人。

　　被小老板“稀里糊涂”带出国的事同样发生在去尼日利亚的建强村八队的7名村民身上，这其中就包括高泽民和李绍富。高泽民的妻子殷玉群说，丈夫是从村里的一个长年从事通信建设项目的小老板李德宽处得知尼日利亚有活干的消息，而且村里去尼日利亚的几个人都是被李德宽带出国的。

　　对于高泽民等人的用工关系，四川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朱先生表示，高泽民和李绍富并不是公司的正式员工，双方是一种派遣式的劳务合作关系。高泽民等人是与成都市人力资源中心签订合同，属于人力资源中心的员工。四川通信建设工程公司是与人力资源中心签合同。“如果形容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话，‘租用’也许比较合适。用工的邀请函应该是由总承包商发给工人，然后工人拿着邀请函办理签证。一般的国际项目都是这样操作的。”

　　昨日，成都市和四川省人力资源中心有关工作人员都表示，从未代理过尼日利亚的海外输出项目。四川省人力资源中心的工作人员还表示，该中心确实有“租用”人才的业务，但目前只限于国内，并且从未代理过四川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业务。

　　即使被人吐口水也要忍

　　仁寿县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办公室负责人表示，去尼日利亚的农民工不是由该局的劳务市场介绍出去的，目前整个仁寿县都没有企业有海外劳务输出的资质，该局所招收人员去海外打工的行为只是属于中介性质，帮有关公司招人收取一点中介费用而已。高泽民等的确切用工关系成了一个迷局，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其中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问题。

　　由小老板带出国的农民工出国前几乎不会有任何的正式培训。何文明说，在出国之前，他没有经过任何的培训，连一句英语也不会讲。“在安全方面，小老板只对我们说了几句话，到了外国语言不通，不要对着人家傻笑，省得别人误会。也不要多说话，下了班喜欢打牌就打牌，不要乱走。出门是求财不是求祸。即使有人冲你吐口水，也要能忍就忍。”

　　但对于当地的治安状况如何，一旦遇到打劫或绑架怎么应对，小老板没有对他们提过。就这样带着几句简单的告诫，何文明等16位中国农民来到了尼泊尔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家。

　　为了保证安全，在尼泊尔的几个月里，何文明没有去过任何一家娱乐场所，顶多是下了班会和三五个朋友出去吃吃饭、逛逛街。“夜总会？我没去过。说实话，看见那些外国女人就害怕。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总会觉得和别人层次不一样，觉得低人一等。”何文明说。

　　吃饭睡觉都在地上

　　“我当时出国干的活其实和李绍富他们在尼日利亚干的活差不多，主要是挖电线桩、抬电线杆、架设电线。”何文明说。在国外工作时，有时他每天要挖二三十个电线桩坑，每个电线桩坑至少是1.3米深、40厘米宽。“一天下来，腿痛得连扶都不敢扶。有时候都顾不上一身的泥土，洗一把脸就趴在床上睡了。”

　　在出国前，松北公司许诺给何文明的薪水是每个月4500元，而且工资是按月结算。到了尼泊尔，文明的工资变成了按天算，每天120元左右。

　　如果赶上天气不好，文明就得休息，一天也就没有了收入。如果赶上加班，公司方面也会给加班工资。不舒服时可以请假不上班，公司也会给半天工钱。在尼泊尔的7个月里，何文明几乎是每天6时就起床，7时准时出门干活，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七八时。期间只是在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有时候赶工期一天要连续工作11个小时。

　　在国外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但何文明却认为，“条件还可以”。他们住的房间里没有空调，工人们都在地上打地铺睡觉。房子里没有桌子，他们吃饭都蹲在地上。“一天三顿都吃肉，但全是冻肉，没有味道。”

　　凭着自己辛苦的工作，何文明每个月能挣到3000元。虽然和之前许诺的有出入，但文明并没有怨言。“有活干就很好了。做活路的，还挑什么？再说了，去都去了，也回不来。做一天算一天吧。”

　　农民仍愿铤而走险

　　到海外打工也确实成为了改变家庭困难局面的一种捷径。李绍富去年夏天曾中途从尼日利亚回来过一次，他特意给了妻子王群英一张信用卡，不到一年的尼日利亚打工生活，李绍富就给家里带回了5万多元。在尼泊尔工作了半年，何文明也带回了1万多元。

　　出国打工由于可以赚到高工资，成为了不少当地农民工愿意铤而走险的一种选择。仁寿县观寺乡一位农民表示，“明年只要有机会，我也打算出国去打工，哪怕危险一点，也比在家里种地要强。”

　　专家视点

　　两大部门双重管理

　　劳务输出急需整顿

　　仁寿当地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表示，与我国其他地方海外劳务输出地区类似，仁寿县的农民工出外打工的国家也集中在非洲、西亚和东亚等地区。这主要是这些国家与我国有着友好关系，而且一些公司在当地有项目，签证也比较好办。但我们输出劳务的一些非洲国家，国内的局势还不太稳定，治安也不太好。

　　两个部门两套管理体制

　　农民工去到这些国家工作，确实面临着安全风险。“去年3月，四川省有关部门专门就海外劳务输出召开了一次会议，要求今后各地所有的海外劳务输出项目首先须经四川省商务厅的批准同意。否则出了问题，各地要承担全部责任。”仁寿县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劳务市场的一位负责人说。

　　对外劳务专家、山东大学教授姜爱丽说，目前，在我国外派劳务工作机构的审批单位有两个：商务部和劳动部。具体来说就是，由商务部审批的各级对外劳务合作公司和劳动部门审批的境(海)外就业中介机构共同进行对外劳务输出。

　　两个部门各有一套管理体制，形成了以《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为代表的商务部管理体制和以《境外就业中介管理规定》为代表的劳动部管理体制并存的情况。后者只单纯向海外派出劳务，工人则要在走之前和境外企业签订合同。有专家指出，这样两头管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混乱。劳动部批准的境外就业中介只收取中介费，门槛要低。

　　遇突发事件即联系领馆

　　在签合同方面，姜爱丽说，一般情况下，是谁有资质就和谁签。而且在签协议的时候，要把工作地点、工资、劳动保护等各方面规定详细。

　　国家出台了规定，不允许有资质的企业再另外找中介进行对外劳务输出。如果是属于国际工程承包，也不需要外方发工作邀请，工人应作为中资企业的员工到海外工作。而有资质的企业也要对工人在国外的工作进行跟踪管理，包括保护工人的经济利益和人身安全。

　　农民到海外打工，应该充分依赖当地的警察机关，在受到侵害时第一时间拨打当地报警电话。如果海外农民工的权利受到侵害，同时无法获得警察机关的保护情况下，则可以诉诸中国大使馆通过使馆的外交途径来解决。“一旦发生突发事件，最重要的是和使领馆取得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