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东突”在新疆暴力活动十七年(4)

　　在暴力的声势日渐衰微之时，“东突”的政治声浪却逐渐高涨起来。

　　2004年4月中旬，以“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和“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为首，纠合了一小撮“东突”分子在德国慕尼黑召开“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

　　依靠西方，更成为“东突”的救命稻草。2004年9月，在美国，“东突流亡政府”宣告成立。澳大利亚的“东突协会”主席艾哈迈德·埃根贝尔迪自封为总统，任命“东突民族自由中心”艾尼瓦尔·玉素甫为总理。

　　在这个“流亡政府”的成立声明中，艾尼瓦尔·玉素甫称：“……成百上千万的东突厥斯坦人却深知和热爱美国……我们向美国寻求帮助。”

　　中亚地区“东突”分裂势力的总头目莫哈里索夫就曾公开表示：“要实现独立，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国际牌’，使新疆问题国际化。”

　　“既是政治分裂组织，又是军事恐怖组织”

　　“‘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不久之前刚刚完成了‘换届选举’。”李伟介绍说。

　　他所指的新当选者，为首的名叫热比娅·卡德尔。她曾是新疆女首富，前全国政协委员，因贩毒被判刑后保外就医，现在被“东突”的大部分分支组织供奉为“维吾尔之母”，2006年9月，她被瑞典议会议员埃诺克松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新疆区委副书记努尔·白克力评价说，所谓“维吾尔之母”“是对一个民族的污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也表示，提名“与诺贝尔和平奖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然而，这其中体现的“东突”恐怖势力的新动向，或许更值得关注。诚如香港媒体评论所言，在经历了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共同打击之后，流亡国外的所有“东突”势力正热切希望借热比娅的名字重整力量，图谋反击。

　　“境外‘东突’的各股力量之间，其实并不统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许涛研究员说。

　　“‘流亡政府’、‘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等组织，为使自己的路线适应当地的政治气候，力图在公开的主张上和恐怖主义保持距离。”许涛说，“而其他的一些非主流的‘东突’武装，为了显示存在，就必须采取更具冲击力的、激进的手段。”

　　2005年，新疆解放50周年庆典前，“东伊运”突然发布了一段录像，扬言“要血战到底”。录像中，蒙面的发言人、作为背景的“东突”的“国旗”、举枪宣誓，这些“完全模仿‘基地组织’的宣传形式，这在‘东突’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许涛说。

　　但是，“从‘东突’的各个派别的实际行动上看，他们其实是在搞‘两手策略’。”李伟说，“他们的政治组织和武装组织表面上各走各路，实际上相互呼应。”

　　尽管“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总是说，他们“一贯主张用和平手段争取新疆独立”，但是他也始终没有否认“武装抗争”的可能性。

　　事实上，就在“世维会”新一届班底当选不久，“东伊运”的武装人员就潜入中国境内，重新建立训练营。在李伟看来，这个时间上的配合“也是相当值得注意的”。

　　“刚刚在西班牙制造了机场爆炸事件的恐怖组织‘埃塔’，本身就有政治活动。主张北爱尔兰独立的新芬党，和制造了众多恐怖事件的‘爱尔兰共和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李伟说。

　　“‘东突’的政治分裂组织、军事恐怖组织，同样是一脉相承。”李伟说。

　　国际合作帮助捣毁恐怖训练基地

　　“东突”从一开始就带上了国际分裂运动的色彩，但是打击“东突”势力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并非朝夕之功。

　　南开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高永久教授在其研究中指出：中亚国家在一方面同中俄合作维护该地区稳定的长期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合作，来换取其经济援助的短期利益。

　　不过，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国家利益的考虑，“相关国家的共同认识还是越来越明确：地区安全，仅靠一国努力是很难实现的。”许涛说。

　　这种认识的结果之一，就是“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6月通过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上海公约》。

　　而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将“加强国际合作”提到了中国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原则”高度上。

　　“具体的合作机制，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主要就是职能部门之间的情报交换、共享。”许涛介绍说。

　　据了解，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互设在他国大使馆的安全代表的重要职责，就是定期交换关于地区恐怖主义组织活动的情报。

　　而设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的“地区反恐中心”则是情报协调的另一个主要的平台。

　　“最好的反恐手段是预警，因为一旦恐怖事件发生了，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许涛说，“而预警就要依靠情报。”

　　“此次中国能够及时获知‘东伊运’重建训练营，得益于国际合作。”李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