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道歉的背后

　　现在，一场事关政府管理转型的“公关事件”正在展开。“深圳市政府向民众道歉”的公共理性，并不仅限于“政府道歉”这一中国新鲜事物，更在于政府以《告市民书》的形势，变换曾经习以为常的操作路径，以公理替代“习惯”、以公民权利为重替代政府管理的单方便利。

　　这种开诚布公的互动交流，首先使民众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制度下的“子民”，而是公民，他们参与的姿态，是以公共领域的平等和民主为前提的。《告市民书》更像柔性的公民权利意识启蒙，不是由先行掌握真理的“启蒙者”（政府）向“被启蒙者”（民众）宣扬教化，而是给民众一个平台，让他（她）能参与到权利维护的进程中，在观察与体验中自行寻找答案。

　　因此，《告市民书》提供了已有措施，提供了未来之策，这基于一个社会管理常识：在面对一个新出台的公共政策时，民众会对此政策与自身利益的关系进行判断和预估，他们依靠的是各种信息的反馈，而越是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联的信息，他们希望搜集得越多，与以往政策作一个横向的比较，以便在参与博弈的过程中，获得一定的利益补偿。保障民众知情权和切身利益的现实保障，构成了互动的链条，让民众在长远和现实利益的综合考虑中，作出一个更理性的判断。

　　实际上，当我们观察近年来民众的各种维权举动，可以发觉，中国人渐渐习惯于与权力机关进行平等对话，而不仅仅是俯就；社会日渐凸现“公共议题“的重要性和关联性，社会公德、公众利益、公意再也不可漠视了。人们通过法律、舆论等各种途径捍卫权利，政府也必须直面社会民主的进展，而作出即时回应……这些改变，其实已经浓缩在“深圳市政府向民众道歉”事件中。 毕舸请作者速与本报联系，以奉稿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