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章：帮贫助困从支教艾滋遗孤开始 2006龙江记忆③

　　金日松 本报记者 薛婧

　　何建章的物质生活是贫弱的，但他的精神生活却十分丰富。记者采访他时，他正在忙于期末备考，他说，寒假他还有三件大事要做：一是到西部调查那里的特困儿童情况；二是到东部联系多年来一直通过他资助特困儿童的企业，商谈新一年的扶贫计划；三是回到南部家乡继续做山区特困儿童的情况调查。

　　勤于思考的何建章。

　　图书馆中，何建章抓紧时间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综合本领。

　　何建章发动同学们一起参加帮扶孤困儿童的活动。

　　走在大学校园里，何建章对未来充满希望。

　　何建章说：帮贫助困不分时间地点，也不管你富裕与贫穷，它有很多方式，有钱就多拿一些钱，

　　没有钱就多做一些事，这样才是立体的帮助，效果会更好。

　　人在哪里爱心就在哪里奉献

　　2006年的圣诞节是个周末，当大学生们欢度这一节日的时候，黑龙江大学校园内却有两个学生在为一位病重的女大学生募捐。这就是何建章与另一位大学生志愿者陈顺达。短短两天时间，他们为那位患恶性脑瘤的女大学生募捐了6000多元钱。

　　2005年4月，何建章结束一年的支教生涯重返校园之后，帮贫助困的脚步却没有停止，依然尽自己之所能帮助身边的孩子。他帮助的第一个孩子是一个农民工子女。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何建章在学校校报上了解到一位住在香坊的12岁农民工子女，先天性下肢软骨发育不良，父母从安徽来哈尔滨打工。一个月的时间，何建章先后多次带着这个孩子去解放军211医院、哈尔滨市儿童医院、黑龙江省中医院等医院寻求治疗。多方打听，由于这个病没有治疗的可能，孩子随父母回到了安徽。何建章对他的帮助告一段落，但何建章却因此了解到香坊区有很多需要帮助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于是他开始对这些孩子的生活、学习情况进行调查，了解他们的需要。

　　“大学生能做的事情可能不多，但我们有知识，可以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给他们补补课，帮助他们缩短与城里孩子的距离，同时给他们一个跟外界交流的机会，这就是眼下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帮助。”

　　贴海报，招募志愿者，组织大学生志愿者给香坊区的孤困儿童义务补课；与哈尔滨市妇联孤困儿童帮扶中心联系，寻找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与学校的青年志愿者协会联系，让更庞大的志愿者群体帮助越来越多的孤困儿童……就这样，何建章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帮贫助困的公益活动中。

　　在帮贫助困行动中，何建章没有假期。每年寒暑假，何建章回到老家漳州后，都要到山区做贫困儿童情况调查。两个寒暑假何建章独自一人走访了10多个村子，近百个家庭。目前，已有40个孩子在何建章的帮助下，获得了学费和生活费的资助。

　　从本能地选择到现实体验，从个体行为到引发全社会的关注，何建章的责任感就这样一步步积累而成。他和他的志愿者朋友通过各种途径进行的募捐，都像雨露一样滋养着每一个贫困儿童的笑脸。

　　何建章说：一定要在震撼的瞬间马上采取行动，不要让爱心仅仅停留在感到震撼和灵光一现的想法上。

　　走进艾滋病村将震撼化为行动

　　何建章能够走进艾滋病村，缘于他受到的一次心灵震撼。

　　2004年，《南方周末》上一篇关于河南省的农民因在上世纪90年代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相继死亡留下大批孤儿的报道引起了何建章的注意。“无论是艾滋病的无情，还是那些被艾滋病夺去父母的孩子们，都让我很震撼。”这位2003年从福建省贫困山区考入黑龙江大学的大一学生内心再也无法平静了。他毅然休学一年，将震撼化为行动，走进艾滋病村，演绎了贫困大学生休学支教艾滋遗孤的感人故事。

　　“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次是我将停留在内心多年的想法变成现实的第一次，那时我所做的事情不是因为有勇气，最主要的是因为我做到了坚决、果断。”

　　何建章是很坚决的。2004年5月29日凌晨，何建章背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位于河南商丘东珍学校的志愿者办公室。第二天一早，何建章就来到位于河南商丘双庙的艾滋病村。随着脚步的前行，艾滋病村的形象越来越清晰———随处可见的艾滋病标语、村子里已患上艾滋病的感染者、院子里孤寂的老人和无助的孩子们……感官的刺激让何建章忐忑不安，而来自内心世界的撞击却让他加快了前行的脚步。

　　“在那之前，我从未见过一个孩子会有如此戒备的眼神。后来，在河南时间呆得久了，我才知道，那里的孩子都这样，他们很多从小就活在亲人忽然离去的恐惧、家破人亡的绝望以及旁人的不理解和歧视中。”

　　何建章的班里只有一个12岁的女生，叫夏青，因输血染上艾滋病毒，已被病魔折磨了4年。在“艾滋病人遗孤学校”出现前，当地没有一家学校肯收留她，其他学生的家长都说：“夏青要是在这儿上学，俺孩子就不上了！”

　　和所有艾滋病感染者一样，小夏青更多的是对陌生人的排斥与不信任。初次见面，并没像何建章想得那么顺利：小夏青连看也不看何建章，一点也不喜欢他。何建章知道是环境让她变成这样的，其实她很调皮，只是被她生活的那个环境伤害得太深。

　　为了取得她的信任，何建章只能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和她“套近乎”：她害怕打吊针，他就耐着性子劝；知道她喜欢唱歌，何建章业余时间就编歌唱给小夏青听……慢慢地，小夏青接受了何建章，性格也开朗多了。

　　有一次，小夏青夜间突然发病，而唯一能安慰她的何建章“进村”还没回来，女孩撕心裂肺的哭声让人心痛。何建章老远就听到哭声，他一路狂奔跑到夏青床边，小夏青搂着他的脖子不撒手……

　　为了能让孩子们安心学习，何建章还经常做家访。他是在用心走进每一个艾滋病家庭，用爱去温暖每一个荒凉的角落！

　　渐渐的，何建章等志愿者的工作，得到当地人们的认可。越来越多的孩子来到“艾滋病人遗孤学校”读书，最多时达到32人。

　　“那里的水很凉，睡觉也没有床，可是守着那些孩子，心里却是特别塌实和满足的。那时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过生日的时候能收到一张床，我之所以和大家一起分享那段岁月，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那里、关注那里。志愿者的力量是薄弱的，如果大家都愿意伸出手帮帮那些孩子，那就是希望。”

　　何建章说：一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要想让更多的孤困儿童得到帮助，需要更多的人伸出关爱之手。

　　愿做星星之火燃起燎原之势

　　当年何建章支教结束回到学校时，有很多人问他：“为什么不等毕业以后去做这件事呢？”何建章回答：“也许我可以等得起时间，但那些孩子却是等不起的，我们迟到一天，就意味着会有孩子上不了学。更可怕的是，我害怕他们重蹈父辈们的命运。”

　　如今早已回到大学校园继续完成学业的何建章依然牵挂着他的小夏青、小石头、身患艾滋病的大叔、大婶……他们会常常地出现在他的睡梦中，2006年的暑假，何建章又踏上了开往河南的列车去探望那些他一直牵挂的人。

　　“现在他们的状况好多了，志愿者由原来的三四个发展到了六七个，也有更多的人在帮助他们。”提起那些艾滋孤儿，何建章感到很欣慰。

　　但同时，何建章的内心也有着深深的忧虑。“现在社会上对特困孩子关注的人还是太少，很多人忙于工作忽视了那些边缘的群体，很多人不知道还有那么多困难的孩子需要帮助，而有的人知道了也很冷漠。”

　　何建章希望自己在帮助这些孩子同时，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孩子的现实困难，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公益行动中来。所以每次需要寻求志愿者的时候，他都张贴海报，他希望通过一次一次的行动扩大志愿者的群体。如今，受何建章影响并参与到公益活动中来的学生，仅黑龙江大学就有几十人之多。

　　“孩子是很单纯的，你给他一点帮助，他的心里就会觉得很温暖。帮助别人很重要的是给对方一种心里的温暖，人文的关怀。你做的也许不多，但只要尽你的努力去做，就会给他一种很向上的力量，给他一种精神上的支持。”

　　2006年9月起，何建章开始从自己的生活费中省出钱来，资助一位特困学生。每个学期200元钱对别人来说不算什么，可对每个月只有200元钱生活费的何建章来说也是一个负担。但何建章却不这样认为，“没什么，省一点就过去了，我主要就是吃饭和联系帮困活动的通信费用，基本不花什么钱。我不在意自己生活得困苦，我所关注的是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还有哪些特困儿童需要帮助，并尽我所能的去帮助他们。

　　何建章的物质生活是贫弱的，但他的精神生活却十分丰富。记者采访他时，他正在忙于期末备考，他说，寒假他还有三件大事要做：一是到西部调查那里的特困儿童情况；二是到东部联系多年来一直通过他资助特困儿童的企业，商谈新一年的扶贫计划；三是回到南部家乡继续做山区特困儿童的情况调查。

　　步履匆匆，何建章的背影逐渐从记者的视野中消失，但何建章义无反顾踏上的帮贫助困之路却在记者的脑海中越发清晰。

　　采访感言

　　何建章是弱小的，作为一个贫困大学生，他个人的命运还没有真正的转变；何建章又是强大的，为了更多贫病交加的孩子最终摆脱贫困的命运，他义无反顾地走向人们望而却步的艾滋病村。何建章说，到艾滋病村支教不是因为有勇气，只是将积聚在内心多年的想法变成了行动。简单的一句话，却展现出了他内心强大的忧患意识和忘我精神。

　　采访何建章，记者常常被他淡淡说出的颇具总结性、思想性的语言而感到震撼，这个20出头、看起来稚气未脱的大男孩有着常人不具备的博大和顽强。采访完何建章，记者的脑海中常常闪现出何建章那弱小的身影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前行的画面，面对这样的青年，我们怎么还能裹足不前？怎么还能不向那些需要帮助的孤困儿童伸出关爱之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