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平”纵论中国改革开放28年

　　反思五大社会问题期待人文精神重建

　　周瑞金纵论中国改革开放28年 周明佳摄

　　听众生怕进不了场 周明佳 摄

　　21世纪兴云讲坛昨日开讲，“皇甫平”——周瑞金先生登台为400余听众献上了题为《改革开放28年》的演讲。虽然讲座涵盖了近30年间中国改革发生的主要事件，但周瑞金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对未来28年改革的展望上。与社会现实感的接近，让听众们产生了不少共鸣。

　　点评历史

　　用三个28年划分历史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的历史，被周瑞金用三个28年划分。1921年-1949年，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是革命和夺取政权的阶段；1950年—1978年，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一系列成就，但也有很多失败教训；1978年-2006年，深刻总结历史教训，开启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中国社会生产力得到大发展，综合国力得到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改善。

　　改革的三场“论战”

　　中国改革近30年来经历了三次关于市场化改革问题的大争论，周瑞金在后两次的争论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一次争论：从1982年至1984年，围绕商品经济问题是不是资本主义展开。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经济学家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创造性地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这被邓小平称为“新政治经济学”，认为是“讲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

　　第二次争论：从1989年到1992年，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展开。党的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但由于之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转变，这个口号受到批判。1991年初，“皇甫平”在上海解放日报连续发表4篇系列评论，畅言改革，而文章又引来大批判。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巡谈话，舆论为之改观，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得到肯定。

　　第三次争论：从2004年至今，围绕国有企业改革、医疗、教育、住房改革、贫富差距等问题展开。2004年郎咸平关于国企改革的批评点燃争论导火索，之后出现“围攻主流经济学家”、万言书攻击“非公36条”、刘国光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事件。2006年，周瑞金撰写《改革不可动摇》，批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指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通过深化改革解决。2006年3月初，中央高层表态，坚持改革方向毫不动摇。

　　剖析现实

　　反思五大新问题

　　“改革开放走了28年的历程，成绩是主要的，有目共睹。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周瑞金认为，第三次大争论并由此而引起社会上广泛的改革反思值得关注。他总结了改革过程中社会出现的五个主要的新矛盾、新问题。

　　其一，城市与农村之间、东部与中西部、南方与北方区域之间，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的发展与社会事业的发展失衡；同时，人口的增长，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生态的恶化，让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

　　其二，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突出，人们普遍感到贫富差距在拉大，看病贵，上学难，房价高，就业难，治安差。

　　其三，体制机制不完善，民主法制不健全，政府决策不透明，信息不对称。

　　其四，社会腐败现象，出现一些权力与市场结合产生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大案、要案，腐败使社会正义、公平受到损害。

　　其五，社会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现象增多，人与人之间关系出现了商品化的趋势，金钱第一、享乐主义、损人利己，毒化了社会风气。

　　周瑞金认为，对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新矛盾、新问题要作出全面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一方面，这些新矛盾、新问题是在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伴生物，也是社会转型、体制转轨过程中需要付出的代价；另一方面，它们也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以及城乡二元结构下长期积累起来的问题。同时，周瑞金也指出，为了应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而出台的一些改革政策、举措，确实有些仓促、不当之处等。公共产品供给滞后

　　周瑞金在演讲中提出，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发生变化，从解决温饱问题变成了社会公共品供给相对短缺、低效。“我们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有了更高的要求，教育、医疗卫生这方面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他认为，公共产品的需求涵盖三个方面。一是公共设施的建设，包括公共交通、高速铁路、公路、城市公共设施等；二是教育、卫生、医疗、科技等公共事业；三是公共信息的发布、政务的公开。而今后社会的公平主要体现在公共品的公平、平等的基础上。

　　探寻对策

　　科学发展让百姓受惠

　　针对五个主要的新矛盾、新问题，周瑞金提出了应对的六大办法。一是启动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相配套；二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一手抓发展效益一手抓发展普惠；三是强调诚信友爱，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四是建设创新型的国家；五是安定有序；六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生态环境明显的好转。

　　他特别解释说，提高发展的效益，主要就是发展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提高我们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注重人口、资源和环境相协调。除此之外，还有发展的社会效益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所发展的程度要让广大民众所享受，使广大老百姓受惠。

　　“一个社会的真正发展，除了经济增长以外，还有教育的程度、财富的分配、生活的质量、生态环境等等品质上全面的进步，这才叫做发展，这就是科学发展的含义。”周瑞金说。

　　转变政府职能

　　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入手，而这已基本取得了共识，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在通过“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就提出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列为改革的第一位。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把政府和企业分开，政府和事业要分开，政府和中介要分开，政府和资本要分开，政府的精力主要放在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这些主要的职能上来；二是行政管理方向的转变，规范行政审批的程序，要有合理的审批制度的规定，用备案制度代替审批制度；三是行政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四是民主决策机制，建成公示、听证制度，以及专家咨询制度，还要有纠错改正的机制和问责制。

　　周瑞金说，政府应从经济主体、利益主体转变为管理主体、服务主体。从经济指导型政府转为社会服务型政府，工作重点转到调节经济、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同时财政要向公共事业倾斜。

　　重建人文

　　树立中华文化的自信

　　在周瑞金对未来28年的期望中，重建华夏人文精神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一百年以来有几个因素影响了中国人的人文精神：中西文明几度碰撞、政治运动冲击、市场化改革以来不受节制的商业化浪潮……”。他认为，当代不少中国人存在精神虚无和信仰缺失的情况。

　　如何重建中国人文精神，周瑞金认为，第一要树立正确的精神信仰，解决生命意义、人生目的大问题；第二要树立对亲人、邻居、同事、同胞的伦理道德；第三是参与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的公益精神和公民精神；第四要有观察世界的理性精神；最后一条就是树立中华文化的自信。

　　而精神重建理想的目标就是让中国人成为创造物质财富又创造精神财富的人，具有信念的诚实的人，具有爱心和热心公益的人，具有理性精神和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人。

　　（春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