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私塾式教育是一种无奈！”

　　小学四年级上学期的时候，因为不希望孩子在应试教育的摧残下，变成瞎子、驼子、矮子，周干的父亲告诉他“再也不用上学了。”2006年，周干被法国南锡国立音乐学院公费录取。身为武汉职工财经学院副教授的周世中回顾10年的“私塾教育实验”时，对记者感慨道：“10年的私塾式培养，得失各半。”

　　这是一个历时十年的教育实验，试验者和被试验者是周世中父子。试验的动因是“不能忍受孩子在应试教育体制下，身心遭受摧残！”

　　周世中付出了实际行动。“这是一步‘险棋’，我们为此付出了难以想象的精力和财力。”

　　他的“现代私塾式育子试验”经披露以后，一度备受争议。而此前，他“一直刻意低调，连身边的同事都不知道”。

　　尽管儿子的教育看起来取得了成功，周世中仍然谨慎地认为“目前下结论还早！”他对记者说： “不是想出名，我只是希望这些年的探索心得，能引起更多人的探讨和思考。”

　　只要有正确的教育方式，我的孩子没有理由不成功。

　　不能成为科学家，就要当科学家的家长。

　　孩子的童年是稚嫩的，决不能让孩子做考试的奴隶。

　　如果没有后来的机遇，则一切付出有可能淹没在幻想中……

　　周世中，武汉职工财经学院职业学院副教授，著名科普教育专家、中国袖珍科技馆创始人。因不满学校教育，在儿子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让孩子回家学习。经过十年私塾式培养，儿子周干被法国南锡国立音乐学院录取。

　　1月8日，记者走进周世中家，这是一个单位宿舍的房子，面积不大，除了搁在一个简易桌子上的电视之外，室内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这些年，为了培养孩子，花费巨大，我们甚至做好了卖房子的准备！”周世中妻子显得很坦然。

　　17岁的周干，1.83米的个头，目光炯炯有神，由于即将出国，他正在武昌一所高校参加法语培训。记者去的时候，他正在自己的小屋里自学法语，“早上睡到想起床的时候便开始学习，学习累了，就吹一会儿萨克斯。”近十年来，周干就是在这个小房子，完成了大部分学业。

　　“因为孩子终于跨进理想的高校，我可以安心干自己的事业了。” 记者与“试验”主设计师周世中的对话，便在这样一种语境中开始了。

　　想当科学家的家长

　　《长江商报》：与其他家长相比，您似乎是一个特别的父亲？

　　周世中：望子成龙是中国人的传统，就这一点来说，我和其他家长并没有区别。唯一不同的是，对于孩子，我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培养方式。我认为，只要有正确的教育方式，我的孩子没有理由不成功。

　　《长江商报》：看起来，您对孩子的期望值非常高？

　　周世中：周干是三代单传，家庭成员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大家对孩子的成长与进步看得很重；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小时候，家里很穷，我失去了很多梦想。因此，很早我就提出了一个口号：不能成为科学家，就要当科学家的家长。

　　《长江商报》：据说为了培养孩子，您很早就开始制定培养计划？

　　周世中：在孩子还小时，我就为他设定了一个发展准则：“善良、文雅、健全、超常”，我将其定义为“全素质”发展。其实这一理念早就有了，孔子就提出过“六艺”(礼、乐、诗、书、骑、射)，遗憾的是，后人恰恰把孔子教育的精髓阉割了。

　　《长江商报》：你如何培养孩子的这些素质？

　　周世中：我比较重视对孩子进行启发式教育。周干八岁的那年，美国轰炸南联盟，当周干看到那些无辜平民在轰炸中的痛苦场面，非常难过，我马上调动他的爱心，让他给南斯拉夫大使馆写了封声援信，表达对这些平民的同情，南大使馆大使亲自给周干回信，表示感谢。

　　《长江商报》：除了智力方面的培养，您如何全面培养他的？

　　周世中：孩子半岁的时候，我就用各种方式，吸引、诱导他认字，令人惊讶的是，孩子在两岁的时候，就能够认识一千多个字。大一点了，我开始教他下围棋，后来我还专门把他送到专业的老师门下，他的进步非常快，很快，我就不是他的对手了。此外，我还请了专业的音乐老师教他，培养他的艺术情操。

　　他妈妈是医生，我们很重视孩子的身体发育。为了孩子将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我在他小的时候，就送他去游泳培训班学习，之后，还让他接触篮球、武术等。

　　《长江商报》：您花了这么多心血培养孩子，当时有目标吗？

　　周世中：那个时候，我心里一直有个信念，那就是我的孩子一定要上大学，而且是轻松、健康地考进大学。

　　四年级无奈退学

　　《长江商报》：周干有这么好的学前基础，上学以后怎么样？

　　周世中：成绩虽然还不错，但是没有达到我的期望值，更令我失望的是，以前的特长也慢慢丢下了。

　　

　　《长江商报》：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学校教育不满意了？

　　周世中：周干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考试成绩不太好，尽管我们一直对他的分数没有要求，但是孩子自己很不高兴，我拿到试题一看，发现错误几乎都是一个问题，就是乘数与被乘数没有区分开，答案都是对的。譬如5×20＝100是对的，那么20×5＝100就是错误的，当时看了，觉得这样规定，对于孩子来说不仅难度大，而且根本没有意义。于是去找他们老师，老师说，教材就是这么规定的，认为我是故意找茬，一气之下，我跟老师就争执起来。

　　由于我的不敬，老师无意中就把对家长的意见转嫁到孩子头上。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把孩子转到另一所贵族学校上学。后来发现，所谓的贵族学校，教学体制跟原来的学校一样，同样难以让人满意。

　　

　　《长江商报》：最终导致你决定让孩子退学的原因是什么？

　　周世中：有一次，我晚上10点钟回家，发现孩子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作业还没有做完。作业本上，画了一只小鸟，像是在自由飞翔，那一刻，我沉思良久。

　　最直接的导火索还是因为一次家长会。那一次，孩子的考试成绩并不太好，被老师列为落后学生，我被作为落后学生的家长单独留下来开会。我当时特别气愤，觉得受到奇耻大辱。我认为，孩子的成长需要一个健全的成长环境，而学校凭什么按照单一的文化成绩，将学生划为三六九等？为什么孩子其他优秀的一面被压抑却不能给予肯定？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心理上将受到多大的影响？从学校回来以后，我就告诉孩子，再也不上学了，当时，孩子还处于四年级上学期。

　　

　　《长江商报》：让孩子退学的考虑并不是一时的冲动吧？

　　周世中：有很多原因，譬如教材刻板，书山题海等造成孩子巨大的学业负担等，我早就有了退学的考虑，但是，一直下不了决心。毕竟，教育是关系到孩子一辈子的大事情，谁也不敢拿自己孩子的前途开玩笑。

　　《长江商报》：既然这样，为何你最终下定决心让他退学了呢？

　　周世中：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孩子的童年是稚嫩的，决不能让孩子做考试的奴隶，更不希望孩子在应试教育的摧残下，变成瞎子、驼子、矮子。

　　《长江商报》：孩子和家人支持您的想法吗？

　　周世中：那个时候，孩子刚刚10岁，很多事情并没有判断能力，但是他相信我总是为了他好。

　　家里人最初都不支持，认为这个想法太不现实。可是我自己很自信，我认为自己可以培养好。在我的坚持下，最终大家接受了。

　　《长江商报》：有没有想过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周世中：当时很多人都这样问过，我说先试一段时间，效果不好再送到学校去。

　　“私塾试验”

　　《长江商报》：之前您并没有基础教育的经验，您能教好吗？

　　周世中：从决定自己教孩子开始，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成功。幸好，当时上班比较轻松，有足够的时间。孩子没有了校园的束缚，也能够自由接受我的教育方式。

　　《长江商报》：你的私塾教育是如何展开的呢？

　　周世中：在仔细研究小学教材之后，我认为，课程设计过于松散，对于那种人为复杂化的教学内容，一概淡化。四年级下学期，我用一学期的时间，把四、五、六年级的课程全部上完了。这期间，对于一些特长专业的培训同样不放松，均衡开展。

　　《长江商报》：效果如何呢？

　　周世中：在周干应该上五年级的时候，我将其送到篮球学校上初一，等于连跳两级。当时由于没有学籍，没有参加中考，只能以旁听生的身份，参加学校的入学考试，当时全班数学只有六个及格的学生，而周干是其中之一。

　　《长江商报》：您是用什么办法达到这种学习效果的呢？

　　周世中：注重平等交流的思想，譬如说听写英语单词，我并没有逼着他学，让他报单词，我来听写，然后让他批改。平时，我还很注意启发孩子的心智，一次，他上完厕所，他对马桶里面的水能一下子哗拉拉的流出，又哗拉拉的流走疑惑不解。便跑去问我，我带着孩子观察马桶进水出水，还把看不见的地方做了个倒虹管的模型，对着模型给孩子讲虹吸原理。

　　《长江商报》：你似乎很注意孩子的创新意识？

　　周世中：是的，为了开发孩子的智力，我在家里布置了一个家庭科技馆，并且专门自编了两本书——《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和《一百个科学小故事》供他学习。

　　一天，周干在观察了水的水、冰、汽三态变化后，突然问我，光是什么态？这一下把我给问住了，惊喜中，为了让孩子得到这个连自己也不懂的问题，我鼓励他写信给《奥秘》杂志社，请专家来解答这个问题。

　　《长江商报》：您作为父亲，如何处理好父子关系和师生关系的重叠？

　　周世中：他毕竟还是孩子，因此还是需要一定的约束。至于生活中，我们完全可以是朋友，一起下围棋、打篮球。

　　《长江商报》:后来您为何又将周干送到学校，并且换了几个学校？

　　周世中：一方面家人的反对，另一方面我也累了，一个人负责所有教学，精力付出太大，而且文科出身的我，对于理科教学开始力不从心，于是又把孩子送进一个民办学校，周干在那里读初二，每天只在学校上半天课，下课后就到校外接受专业老师特长辅导。

　　《长江商报》：您以前有没有考虑到这些困难？

　　周世中：想到过，我甚至想过搞“集约化私塾”。集约几个素质高的家长，共同教育孩子，一个家长分担一门课，孩子也经常轮流到各家学习、体验集体生活。为此，自己还张贴过数百张小广告，但响应者寥寥。

　　《长江商报》：可是，周干的文化课成绩并没有达到你预期的要求？

　　周世中：是的，原因有几个方面，我有意无意中埋怨现实的教育考试制度，灌输文化课不重要的思想，对孩子产生了误导，而在文化学习方面，也很少过分严厉要求，对学习成绩好坏，从来都是正面评价。

　　《长江商报》：很多人认为，您的全面素质教育，实际上成了特长教育？

　　周世中：这是一个误解。这不是我的本意。当初是希望孩子能够全面发展，而特长方面只是一些科目。只是后来看，没有实现最初的设想。

　　《长江商报》：这种情况下，您设计的成长路线是否也将改变？

　　周世中：实际上我一直就没有想让孩子成为音乐或围棋的专业人，只是想把这些作为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培养。上一个理工科的一流大学仍然是我对周干的期望。

　　《长江商报》：但是这个想法越来越不现实了。

　　周世中：我没有放弃。我发现，尽管高考是一垛城墙，但还是有缺口。一是我国有个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全国获二等奖以上，就可以免高考，直接进入一流理工大学；二是，我国许多一流大学有特长生的优录政策。我开始在这方面重点培养。

　　上不了大学，就当“瞎子阿炳”

　　《长江商报》：什么时候您开始彻底放弃自己的计划？

　　周世中：2003年，孩子读完初中，因为没有学籍，不能参加正规中考，加上孩子对文化课学习的积极性越来越差，成绩并不突出。家人开始对我的教育方式提出质疑，周干的妈妈甚至为此大发脾气。有一次，我和周干出去的时候，他妈妈把家里所有的科普东西全部丢掉了。

　　《长江商报》：您怀疑过自己吗？

　　周世中：我曾经认真反思过，当时孩子自身的兴趣发生倾斜，导致文化课和特长课发展并不均衡。周干的特长优势越来越明显，围棋，篮球，游泳，萨克斯，口琴，都是专业或准专业的。其中萨克斯通过九级，还获得武汉市艺术小人才比赛一等奖，周干的围棋老师，著名专业教练刘力也说，周干如果选择围棋，也会成为专业棋手。

　　《长江商报》：为什么最终选择了音乐呢？

　　周世中：周干的音乐启蒙老师陈诗德给我建议，让周干学音乐。作为知名的口琴演奏家，他非常欣赏周干在这方面的天赋，有时候他在大学上课，也要带上周干，在课堂上给大学生们作示范。至于后来学萨克斯，是周干自己的选择。

　　《长江商报》：学萨克斯能上大学吗？

　　周世中：当时萨克斯在国内还不是正规乐器，很多音乐院校也没有开设这一专业。但是我认同陈老师的说法，以后万一考不上音乐学院，就做个民间艺人，像阿炳一样，也能成大器。

　　后来，周干能考上武汉音乐学院附中，并拜在管弦乐系主任王启晨门下，完全有机遇的成分，周干适逢音乐学院招收首届萨克斯专业，占了一定优势。

　　《长江商报》：周干什么时候开始显露出自己的音乐天赋？

　　周世中：周干一岁的时候看动画片《小龙人》，当时话都还不能说清楚，却能清楚地唱主题歌，9岁的时候，周干就开始学习音乐，后来他主动选择萨克斯，学了一年，老师建议他考五级，结果一考即过，两年后就通过了九级。

　　《长江商报》：周干考上武汉音乐学院附中，应该说重新回到正规的教育体系，正常情况下，三年后就可以考大学。

　　周世中：是的，当我的私塾使命完成后，本准备让孩子按部就班，在名师指导下，完成三年音乐附中，再考入全国一流音乐学院。

　　去年6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出现了，周干有个表哥，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参加法国国立音乐学院在中国的招生考试，顺便把小周干也带去试试，在音乐附中学习了两年的周干意外考中。这时周干刚过十六岁，是应试考生中年龄最小的。

　　

　　当初的选择是无奈的“险棋”

　　《长江商报》：孩子终于上了大学，回头看，您有何感触？

　　周世中：私塾式教育，投资大，譬如请一个专业名师，一个小时少则150元，多则500元费用、而且风险大、效率低。回头看，我其实走了一步险棋，如果没有后来的机遇，则一切付出有可能淹没在幻想中。但是，这又是无奈的选择。

　　

　　《长江商报》：为何这样说？

　　周世中：其中的劳苦是常人难以体会的。现代社会是社会化大生产，学校的老师按社会分工，只带一门课，而一次课可以“集约”化几十个学生，而我作为一个私塾家长，不是带一门课，而是要带几门课，不是专门时间，只是在上班工作之余，而效率却是一个孩子。

　　私塾教育既是一种无奈，更是一种反抗。就是对孩子们享受高素质教育的期望，与低质化的现实之间的冲突。是孩子的个性发展需求和应试教育体制的冲突。

　　

　　《长江商报》：您怎么评价自己的“育子试验”？

　　周世中：我还没有来得及仔细清理自己的思路，但是我认为基本上得失各半。

　　《长江商报》：具体有哪些得失呢？

　　周世中：首先，，经常从事体育锻炼，孩子体质非常好，十六岁就长到1.83米，双眼都是2.0，身板笔挺。其次，在名师的指导下，培养了良好的综合素质。但是，不足之处也很明显，譬如孩子性格内向、文化课偏弱。

　　

　　■专家声音

　　“这是一种有益的力量！”

　　湖北大学教育学院叶显发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周老师培养孩子的经历只能是一个典型个案，而不能复制。它反映了对现实教育体制的不满和反抗，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正常的，而且可能越来越多，是一种有益的力量。

　　叶教授认为，私塾式教育的出现，对现实的学校教育是一个提醒，表明目前这种流水线生产式的教育模式，对学生的个性教育，特别是有特长的学生来说，是一种限制和束缚。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决定这种状况短时间还很难改变。

　　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使得现行的教育资源匮乏，譬如，目前的大班教学，使老师很难实行针对个体学生的个性发展教育。而由于目前的教师，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教师工资待遇并不高，很难吸引到高素质的人才，师资力量难以优化。

　　叶教授称：尽管目前个性化教育需求还不能成为教育主流需求，但是一种有益的力量，当这种现象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产生质变效应，从而推动教育资源的改善和教育制度的进步！

　　本报记者 尤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