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精神报道法治新闻

　　陈力丹

　　●近来多起特大杀人案件接连开庭审理，成为传媒兴奋的焦点之一。然而，从网络到传统媒体，充斥诸如“特大杀人狂邱兴华今上审判台”、“邱兴华今日过堂”、“杀人狂魔张友添昨受审”的标题。事实上，“狂魔”等说法是没有确定性的情绪化用词，适于写《西游记》，但不能用于报道新闻事实。杀人多了叫“狂魔”，少了就好些吗

　　●对于庭审涉及的犯罪嫌疑人，传媒的报道应采用规范的法律用语，这不是形式问题，而是透过这种称谓形式体现法治。同样，传媒在引证言语时，负有道德和法治的责任，不是只要有人说了，我们就可以报道。暴力或不道德的言语、场面即使客观发生了，传媒只能采用概括的方式叙述事实

　　●尤其不能有意无意地通过报道庭审突出某种不健康的社会心理。比如把一个抢劫杀人犯自称的“仇富”动机置于整个消息的最前头，似乎就使他的行为与普通的抢劫杀人不同了。这样写作存在伦理问题，它传播的不是必要的反映事物本质的信息，反而可能销蚀和分割我们普遍的正义感、同情心

　　自去年10月庭审杀人嫌犯邱兴华以来，我国多起特大杀人案件接连开庭审理，成为传媒兴奋的焦点之一。然而，从网络到传统媒体，那些日子充斥诸如“特大杀人狂邱兴华今上审判台”、“邱兴华今日过堂”、“杀人狂魔张友添昨受审”的标题。今年元旦刚过，南方某报头版头条又出现《佛山杀人狂魔广州落法网》的特大新闻标题。

　　对于庭审涉及的犯罪嫌疑人，传媒的报道应采用规范的法律用语，这不是形式问题，而是透过这种称谓形式体现法治。“狂魔”的说法是没有确定性的情绪化用词，适于写《西游记》，但不能用于报道新闻事实。杀人多了叫“狂魔”，少了就好些吗？即使杀了一个人，其法律上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严重的罪行。我们的报道用词要科学、严谨。特别在涉及法律问题时，不能感情用事，使用不恰当的形容词和副词。传媒应是社会理性的代表，要有理智和法治意识。有的传媒在使用“杀人狂魔”时加上了引号，意为群众所说。传媒在引证言语时，负有道德和法治的责任，不是只要有人说了，我们就可以报道。暴力或不道德的言语、场面即使客观发生了，传媒只能采用概括的方式叙述事实，例如“某些公众对此发表了言词激烈的批判性意见”，这是基本职业规范。对审判前和审判中的犯罪嫌疑人，不能使用“罪犯”、“拒不认罪”、“狡辩”、“百般抵赖”、“丑恶表演”等等的用词，即使在法庭宣判被告有罪和量刑以后，也应该使用判决书上对被告的定性语言来报道事实，不能使用“恶魔”、“狂魔”之类非法治的言词来描绘罪犯。

　　把现代法庭审判说成是“过堂”，是近些年传媒较为普遍的情形。有一家报纸2002年关于张二江受审的报道标题是“过堂竟像做报告”；还有一家报纸2005年关于庭审冠丰华案的报道标题是“黑老大咆哮公堂拒不认罪”；现在，又出现“邱兴华今日过堂”的标题。将中国古代的这个概念指代现代法庭，是不严肃的。我们的传媒曾经一度热衷于把人民共和国的县长称为“父母官”，这在观念上颠倒了公务员与人民的关系，这个问题现在基本解决。其他类似的问题，诸如“过堂”概念的乱用，同样需要订正。

　　关于庭审报道的规范要求，我国的法律、行政规章和自律，以及国际上的有关规定和自律不胜枚举。中国的，例如1997年《刑事诉讼法》修订版规定：“未经人民法庭审判，任何人不得确定为有罪。”全国记协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规定：“维护司法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的案件不得在法庭判决之前作定性、定罪和案情的报道；公开审理案件的报道，应符合司法程序。”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二款规定：“任何被指控犯有刑事罪行者，在未被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推定为无罪。”1994年《德国新闻工作者准则》第13条规定：“在未宣判前，被告人不得被认为有罪的一方。”《英国广播公司制片人手册》关于报道犯罪的部分指出：“当我们处理犯罪新闻的时候，应慎重考虑我们的报道目的、方式和我们节目的环境。在现实生活中，犯罪不是一件有魅力的事。我们不得在报道中添油加醋。……仔细考虑报道犯罪时使用的语言的准确性和恰当程度。即使用平常语言来报道，犯罪也是很有震撼效果的，所以不得使用丰富的言语来夸大其辞。应避免陈词滥调和不必要修饰语。”在这里，最后那段话，点到了我们关于邱兴华案件报道的症结。

　　也有报道规范的，例如新京报2006年10月20日关于庭审邱兴华的报道，占了一个版，却没有在头版大肆张扬，安排在靠后的A26版。具体报道很有特色，行文客观，主题是《邱兴华被判死刑当庭喊着要上诉》，这个情节是其他报纸所忽视的。而另一家北京的报纸关于庭审新闻的标题是《杀人魔邱兴华一审被判死刑》，行文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例如一个小标题“杀人恶魔竟面带微笑”（可以报道他微笑，但添加一个“竟”字，便带有记者的主观评价了）。多数传媒具体报道的行文是较为规范，但在制作标题时，编者显然为了戏剧性的传播效果而造成“魔”字泛滥。其实，只要理智＋法治，规范地报道庭审并不是难事。

　　关于庭审报道，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即不能把当事人的交代作为案发的原因，这样对事实的描述是不客观、不全面的。邱兴华案中，很多传媒都把邱说的他妻子受到调戏作为杀人的原因。事实上，判决书并没有采信邱说的杀人动机。记者尤其不能有意无意地通过报道庭审突出某种不健康的社会心理。去年7月，各种传媒报道庞茂升案，均以因仇富而杀人作为报道基调。“怀着这种仇富心态，29岁的庞茂升开始选择他认定的有钱人进行抢劫和敲诈，一个月内，杀死一人，勒索7万元。”就此，有评论家指出：把一个抢劫杀人犯自称的“仇富”动机置于整个消息的最前头，似乎就使他的行为与普通的抢劫杀人不同了。是这样吗？恐怕难以肯定。这样写作存在伦理问题，尽管这可能由于记者对一个涉案人物的特点格外敏感，或者想在一篇简单的报道中暗示更丰富的社会信息。很多网站直接把庞的交代原话作为标题《“觉得有钱人太张狂，就想教训教训他们”》。这个“放大”使我警觉：这个信息不简单，在传播中，似乎迎合着某种社会心理。

　　然而，评论家的意见却被淹没了。同年12月，多数传媒仍以这个基调报道庞伏法。例如某地三家报纸的新闻标题或行文中的话：“看到宝马撞人的新闻，萌生仇富心理”；“凭私家车断定女教师为有钱人，抢劫不成杀人”；“仇富心态难以自制的庞茂升……”这样的报道，如同评论家所说，它传播的不是必要的反映事物本质的信息，反而可能销蚀和分割我们普遍的正义感、同情心。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责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