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货币流动性过剩，关键在理顺分配制度

　　能否解决货币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取决于未来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国内的消费需求到底有没有起色。对此，人们往往归咎于中国的老百姓太爱储蓄，不愿消费。其实这是误解。

　　●主持人：本报记者 支玲琳

　　●嘉 宾：张 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博导）

　　主持人：从1月4日发行800万亿票据回收本币，到1月15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短短6个月内4度上调），在新年伊始，央行就发出了明确的紧缩银根信号。因为“钱太多了”，资产价格持续高位上涨，不少人已经生出了“泡沫化”的担心；因为“钱太多”了，去年11月起，CPI大幅跳高，一些基础生活必需品和公共产品价格也出现了明显上涨；因为“钱太多了”，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居高难下。那么可否理解为，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是钱多惹的祸”？货币的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了宏观调控的痼疾？

　　张军：经济发展、资金充沛，这本来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在当下中国这却成了问题。外汇净流入和外汇储备不断增加而不被用于经济发展，这就是导致问题的根源之一。

　　一方面，从1994年起持续扩大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占款不断增加，像2006年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达70%；另一方面，也是近年来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加强，流入中国的短期外汇也越来越多。于是，在“外汇流入———人民币买进”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下，我们的基础货币投放量不断增加。其实按照正常状态，一个强劲增长的经济，需求应该很旺盛，不应该有如此大的贸易顺差。外汇也应该可以通过强劲的国内需求“消化”掉。但我们恰恰相反，1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不是靠消费增长支撑，而是靠出口拉动，是靠持续增长的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也就是贸易部门和制造业的生产率扩张拉动。这样一来，我们的增长就导致了“经济越繁荣———顺差越大———货币流动性过剩越大”的矛盾漩涡。换句话说，我们对外汇储备的“消化不良”，其实是反映了国内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这个矛盾简单地说就是，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没有更好地拉动非制造业部门的收入增长。

　　靠制造业、靠贸易部门的竞争力拉动经济，正好利用了中国的禀赋和资源条件，这当然是好的。但问题是，长此以往，这个好事情对经济的平衡发展未必是好事。这么多年来，我们虽然这样维持了下来，但是积累的矛盾还是没有解决。因此我们还是要尽力寻找一个更加平衡的方式，试着去寻找一两个或者更多的阀门以缓释经济快速增长所积累的压力，包括贸易结构的调整，包括刺激国内需求，包括让汇率变得更加有弹性，等等，这些都是保证经济运行更加平衡的重要环节。

　　主持人：对于货币流通中的过剩问题，的确几年下来，尽管我们一直采取紧缩为主的调控政策，但成效甚微，基本上“处于疲于应付的局面”。如此看来，仅仅一个准备金率上调，或是控制银行信贷，恐怕还是不够，关键要“治本”。

　　张军：流动性过剩的问题，看来还要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能否解决，取决于未来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国内的消费需求到底有没有起色，这个非常关键。对此，人们往往归咎于中国的老百姓太爱储蓄，不愿消费。其实这是误解。过去十几年，也就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个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根据我们最近的研究，也包括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总体上中国的储蓄率是太高了，但不是因为家庭储蓄率高。我们的研究数据颠覆了一个通常的认识：即便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其实也是偏低的，目前中国的家庭储蓄占GDP的比重约16%，在印度超过了20%。中国的高储蓄率，其实是高在了政府和企业部门的储蓄上。过去这十几年来，这两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上升的，而家庭收入所占的比重是下降的。这样一来，无疑储蓄结构就变化了。也就是说，尽管老百姓的收入有所增加，储蓄倾向也很强，但在总盘子里的比重却是下降的。因此我认为，国内的消费、国内的需求能不能有所起色，最终是取决于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能否下降。

　　主持人：这么说大家需要重新认识中国的资金面格局。因为以前谈刺激消费，基本上都是说要怎么刺激老百姓消费，现在看来这个导向可能不完全正确。

　　张军：是啊。因为我们国家老百姓的储蓄率比起其他国家并不能说是高的，所以不应该指责老百姓过度储蓄了，真正过度储蓄的是政府和企业，也就是说，是政府消费不够和企业的收益分配不足。因为企业没有消费，所以企业收入的增长实际上主要是投资的实际收益，也就是资本的收益。因为国有企业仍然占有相当大的体量，所以我国企业资本的大部分都是政府或集体所有的，但这部分收益又没有交给政府，变成了自留资金，于是资本收益就变成企业再投资的资金来源，这也就是中国企业资本支出特别大，而分给员工相对较少的原因所在。国外的企业，是挣100元，其中大部分要分红分掉，要分给企业的贡献者，变成个人和投资机构的收入；但中国企业挣100元，可能80元都拿去再投资了。这样一来，尽管企业收入和利润增长很快，但由于工资增长不快，其实到最后分配到老百姓手上的也只是较小的部分。在这样的收入分配格局下，企业的未分配利润和折旧就变成了再投资的资金的主要来源。所以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讲，我国企业部门的资本支出不仅偏高，而且不是偏高一点点，而这也足以解释中国的投资率为何会持续居高不下。再看政府消费，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府公共消费部分也是偏低的，比如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等等这些支出都比较低。而且在将来，也只有政府在这些方面的支出提高了，老百姓才能有保障感地去放心消费，国内内部需求的比重才有上升的可能。

　　要防止让多余的资金在市场东突西冲制造泡沫，或者限制不必要的重复投资的增加，就需要不断去理顺分配制度，这样才能转变增长方式，让增长的成果被更多的人来分享，真正做到藏富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