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民意”有利还是相信“程序”有力？ □ 毕诗成

　　2007年刚刚开始，先是铁道部决定终结春运火车票涨价政策，接着发改委宣布，长期居高不下的“成品油价格”开始松动下调……接连传来的消息让我们感觉到：部委“利民”的举措开始“出其不意”地向我们走来。

　　但角度不同，发出的声音便会大相径庭。有人高呼，这是顺应民意、尊重民意的结果，是“公民为捍卫自身权利而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也有论者担忧：即便结果是“顺应民意”的，但因为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这样的结果实在没什么可兴奋的。

　　一个问题出来了：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对于公共事业的期待，究竟是更多地相信“民意”有利，还是更多地相信“程序”有力？或许有人会说，这不是废话吗？现代民主政治框架下的行政管理，当然要同时实现两个目标：尊重民意，但又合乎程序理性。在“应然”（应该怎样）的语境里，两个目标是不排斥的；但在“实然”（实际怎样）的语境里，这个问题并非文字游戏，而是在“利民”措施面前，寻找继续推动利民政策的“驱动力”共识问题。符合程序理性的尊重民意当然好，但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是靠符合民意的价值取向来推动程序运作，还是靠正常的程序运作来实现符合民意的政策决策？

　　事实上，我们对于“降价”的指责可能更多地在于没有一个像听证会那样的合法化程序注解。但在当前现实情况中，这样的注解真的有多重要吗？从2006年上半年出租车的提价，到年底的民用燃气提价，包括以前的春运火车票涨价，不都建立了“价格调整联动机制”这样的程序吗？在这里，“程序正义”的结果是什么？是“涨价”的很快被决定。今天的“降价”，如果一定要开个听证会才叫“正义”的话，不知到时是否又会有人批评是“走形式主义”呢？

　　窃以为，当下中国公共事业提价的问题，有着明显的特点：决定公共事业产品的价格博弈双方，已经转到了政治程序上。目前的情况是，和单一的专营或者寡头垄断的生产者相比，分散的消费者虽然庞大，但在影响决策方面显得无力多了。在这样一个博弈过程中，非常需要政府“有形之手”来作出平衡，遏制垄断力量的利益趋大。

　　一言以蔽之，立法看重程序，管理看重民意。法律重视的是普遍意义而非个别意义，这就是程序正义的价值所在。但在政府管理方面，目前来看，更需要从“顺应民意”的角度，作出政策的利益调整。当前，只有最大程度地强化民意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才能期待水到渠成地造就符合民众利益的程序建构；单纯放大当下少量而且简单的所谓程序功能，即便保证了程序上的正义的“有力”，也难以维护民众的实体利益“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