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城市公共决策提速

　　信报记者 陈富/文 郑宇/图

　　核心提示：

　　养宠物、公交票价提价、城管整治……去年，一系列公共事件的发生将我们这座城市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摆在了市政府和全体市民面前。

　　这些和市民社会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需要一套有效的公共决策机制疏导民意、畅通政令。

　　而一切的公共决策，都必然会在不同利益群体的交锋中和不同观点的争论中进行。如何在官民互动中加速公共政策产生方式的根本转变？

　　寻求一种更为理性、更为包容的公共决策方式，已成为城市管理者和市民需要共同探讨的新课题。

　　公民发声(小)

　　1月14日晚8点，家住沙坪坝区的市民梁俊上网冲浪，他将自己的QQ名改为：我的意见影响政府决策。

　　当天，梁俊从重庆市法制办获知，他关于“

宠物问题”的市民建议被纳入2007年地方性法规立法建议项目。

　　“这让我有了表达自己意见的冲动。”梁俊是一家机械厂的高级工程师，他跟记者开玩笑说想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意见领袖”。此前，他曾就城市宠物泛滥问题3次向公安部门表达过不满。

　　2006年10月，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市政府法制办发布公告，向社会征集2007年地方立法建议项目，让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决策。

　　“这是市民呼声最高的立法项目。”负责接待民众来访的市政府法制办综合科曾静介绍，收到的505个立法建议中，有30多个都是呼吁立法管宠物，梁俊等人建议的宠物问题成为焦点。

　　除此之外，参考市民建议进入立法项目的还有《重庆市基本医疗保险条例》、《重庆市低保条例》、《重庆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等。

　　“我只是把我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没想到政府这么重视。”一直关注立法的梁俊说，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作为一名重庆市民的份量。

　　其实，梁俊受到的“公民礼遇”并非第一次，更不会是最后一次。去年6月，《重庆市旅游条例(征求意见稿)》在网上征集市民意见。一位叫 “金用”的网友的意见就得到了法制办重视。

　　市法制办甚至还通过媒体打出特别寻人启事，真诚邀请“金用”到法制办做客、参加讨论。

　　“这说明，在重庆这个城市，我们表达的声音有人愿意听。”梁俊说。

　　不光是梁俊，就在今年1月7日，住在北京的法律硕士郝劲松就春运票价问题写信给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说自己代表1.5亿人恳请铁道部今年春运不要涨价。此前，这位中国公民在1年多的时间里曾经先后5次提起公益诉讼，状告铁道部春运涨价有诸多不合理。

　　1月10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宣布：2007年，春运铁路火车票价将不上浮。

　　从重庆到全国，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开始显现出一个明确的指向：一种更为理性、更为包容的公共决策方式正在形成，一个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定义的公民社会已露出端倪。

　　谁来决策(小)

　　2005年11月11日下午5点，网页上的数字跳动到83610，最终定格。

　　这是重庆市政府法制办举行的首次网上立法听证会，就《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坚持以人为本创新和规范行政执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涉及的行政执法方面的10大问题进行听证。

　　首次网上听证会共吸引了8万人次的网民点击参与，在线建议达300多条。

　　“网上听证这种形式是行政民主的体现。”作为8位公众陈述人代表之一的重庆市委党校徐继敏教授说。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陈思聪表示，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关心这个决定。

　　在此前的2005年4月，重庆轻轨的票价之争，也在重庆市民中引起了广泛争议。

　　从轻轨公司、政府官员到众多市民，大家各抒己见，形成了公开的意见阵营。随后，政府部门召开轻轨票价听证会参考各方意见，进行定夺。、

　　网络论坛、听证会，开始成为重庆市民进行政策辩论的阵地，然而这种积极的参与方式只是利益表达的一种渠道。

　　社会学家、重庆大学教授杨尚鸿认为这是一个鲜明的信号：在某些共同关切的社会问题中，由重庆市民积极而自发参与的“公共领域”开始形成。

　　但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是：公共领域的形成，并不代表公共决策机制的真正民主化、合理化。

　　究竟是谁、通过什么程序、根据什么理由，来决定一项公共事件的最终走向？

　　“如何完善公共决策机制，不仅是专家们深入思考的重点，也是作为公民的每一个人都关心的话题。”杨尚鸿认为，如何对事关公共利益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具有分歧和争议的问题——作出决定，这是一个城市公共决策机制是否真正完善的终极标准。

　　“事实上，对于同一项政策，我们经常都会发现，听证会结果有可能与民意调查结果相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怎样去做方案选择？”杨尚鸿抛出了这样的话题。

　　“我更愿意通过网络或者电话表达意见。”梁俊说，在听证会上，老百姓一方是仍然较为弱势。“尽管我们也有发言的权利和机会，但政府相关部门掌握大量信息和材料，老百姓更多是谈一种感受，很难改变政府设计好的逻辑和结果。”

　　“没有有效的转化机制，听证会最终就会沦为一种形式。”多次参加过听证会的重庆市委党校教授徐继敏表示，目前的听证会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采集民意、阳光作业的作用，但仍缺少一种辩驳和交锋。每个人都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互相之间没有观点和证据方面的交锋，这不利于对政策问题进行更深入地讨论。

　　按照徐继敏的理解，参加听证会的人必须具有一定的资质和调查能力，甚至政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供一定的调查经费。

　　“那些跟利益集团、经济群体紧密相关的听证会，很难说能够真正体现民意。”梁俊说，现在的价格听证会，无论听证不听证都会涨价。“逢听必涨”是一件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

　　“现在的做法其实是，通过听证程序，使决策意图合法化。”杨尚鸿认为，听证会如果让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来操作，也许更能体现真实的民意。

　　现实路径(小)

　　早在2004年，重庆市法制办便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希望公众对“物权法”草案提出建议。结果一个月过去，市法制办收到的有效建议只有寥寥数份。

　　　“公共决策，不怕公众参与，就怕公众的漠不关心和冷漠疏远。”市政府法制办主任李殿勋表示，如果公众意见被排除在决策机制之外，也难以使公民积极而理性地介入公共问题的讨论。

　　“在当今社会，政府的第一要务已经不是要解决决策者脑子里是否装有民意的问题，而是要解决民意如何进入决策的问题。”杨尚鸿说，政府重视民意首先应该是一种观念上的自觉，其次还需要良好的制度来保障民意能够纳入决策机制。

　　早在2004年，重庆市便开始全面实施“开门立法”制度——所有立法项目都将广泛听取市民的意见。李殿勋说，“全民公示、公开听证、委托起草、社会招标和现场论证”五大公开立法模式，让立法工作走进企业、社区和农村，并广泛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在更早的1996年4月，重庆市专门成立了“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10多年来，这个办公室已成为市民表达对这座城市情感的渠道。

　　在“十一五”规划编制期间，“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还联合发改委等多个部门开展征集活动，群众的参与热情大大出乎组织者的意料——消息发布一个月之内，重庆市民提交的项目规划和建议近两百起，涉及城市交通、水利、信息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各大领域。

　　“建设轻轨以缓解交通压力，是解决目前交通问题的最佳方案之一。但轻轨的建设，还应进行更为科学和系统的分析。”邓晓，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平素喜欢查看重庆交通志和交通图，好研究解决主城拥堵之道。在报上得知“十一五”项目征集的信息后，他连续奋战数天，拿出了《改造菜园坝至梨树湾一线铁路，建设轻轨一号线》的建议。

　　“我也不知道，我的建议是否会被专家采纳。但作为一个市民，应该为自己的城市想一想，这也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义务和应有的权利。”邓晓说。

　　有消息称，一项名为“重庆市重大规划决策事项公众参与”的制度正在论证与拟定之中。这项拟建立的机制，将对公众参与决策的范畴进行详尽的规定。今后的城市规划中，什么地方建城市森林、视线长廊或是城市阳台，普通市民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2006年12月25日出版的《中国经济周刊》，将重庆推为2006年度全国十大和谐城市之首。“

和谐社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深入了解民情、广纳民意，杜绝政府部门自作主张的“关门决策”。

　　当然，如果城市管理以民意为参考依据，并随时根据民意作出调整和更改，那么，最终被通过的公共决策将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公共决策的后果需要由社会公众来承担。

　　“我们的声音，其实也是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公民梁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