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深度关注：代表开药方求解"看病难"

　　■核心提示

　　在今年我省“两会”上，医疗卫生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焦点。《政府工作报告》在阐释“加快和谐河北建设”时强调指出，加快发展卫生事业，着力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市、区)增加103个，达到县(市、区)总数的80%以上，覆盖农民总人口的98%。乡镇卫生院改造今年全部完成。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街道覆盖率力争达到75%。完善医院管理评价制度，切实减轻患者负担。

　　记者注意到，代表们在发言时，也是频频提到当前百姓反应激烈的“看病贵、看病难”问题。

　　“作为公民的基本福利和底线公平要求，医疗就如同食盐：盐不可不食，病不可不医。”“看病难、看病贵”这一苦涩现实使得代表委员们有很多话说，也给医疗卫生事业开出了很多“处方”。

　　■病症：社区医疗塔基不稳

　　在省会维明街上，记者来到了一个社区门诊，走到输液病房，映入眼帘的是一根粗大的暖气管，下面有一个磕掉了很多搪瓷的铁盆，暖气管由于年久失修，正在漏水，铁盆过一段时间，水就要倒掉重换。铁盆的旁边，是一个凳子，看起来也有很多年头了，在斑驳的凳子表面，有几颗露头钉子，记者注意到，细心的护士用胶布贴了好几层，包在钉子上———怕把人扎着了，一个屋子里摆着八张病床，但只有两个人在输液。

　　与之对应，记者记得去年高强部长在石家庄调研时，有关人员向他汇报省会三甲医院数量时，记者注意到高强部长眉头紧皱。“石家庄市的三甲医院竟然有七八家，这个数量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记者清楚地记得高强部长的话。

　　来自秦皇岛的省人大代表李集周形象地将我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比喻成“金字塔”，他说，大医院处在“塔尖”，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处在“塔基”。目前城市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塔尖”太重了，“塔基”太轻又不够坚实。社区卫生服务覆盖面小，医护人员数量不足，服务设施和设备匮乏，服务质量难以取得群众信任。

　　代表开方：鼓励名医出诊社区

　　省儿童医院成人内科主任医师、省人大代表肖国民说，“解决城市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大力发展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社区医疗服务具有看病方便、收费便宜等优势，既有利于分流病人、缓解大医院的看病压力，又有利于降低卫生服务成本、减轻城市居民的医疗费用负担。”

　　“问题的关键是，现在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往往很难取得病人的信任，病人担心这里的医疗服务水平不行，耽误了自己。”

　　“实际情况是，一方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缺乏名医，另一方面，在一些大医院，那些有名的医生却扎成了堆，他们不可能天天出诊。”

　　肖国民说，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的硬件好解决，只要国家有相关的政策，有投入就行了。但医生的水平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百姓对医院的信任度实际上就是对出诊医生的信任度。只有让这些大医院的名医“活”起来，能够名正言顺地到社区去门诊，靠他们带动人们对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的信任度，这是一举多得的好办法。

　　■病症：无医保后盾看病太吃力

　　省会的郭女士在一家出版社工作，不久前，她的女儿因感冒住院输液。病床边，她告诉记者，“加上吃药，加上拍片，加上输液，快200元了。记得我们小时候，感冒发烧，一片安乃近就解决了。”

　　郭女士说，现在，老百姓都说看不起病，尤其是没医保的人。“小病还行，大病就不行，我公公得了癌症，没有医保，全凭家里孩子们凑钱，就很吃力。”

　　在城市，“医保”对市民来说不可或缺。在农村，对农民而言，“医保”更是救命钱。“交上10元钱，看病管一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农民很支持。”省人大代表、大名县委书记贾红军说。“大名去年还不是‘新农合’的覆盖地区，今年没问题了，我认为，即使别的事少干一些，也要把这件事做好。没有‘新农合’，农民得了大病，这一家就算完了，‘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这是农民的真实写照。今年我们的‘新农合’要下大力去搞。”

　　记者从《政府工作报告》中看到，2006年，我省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成效明显，已有1170.4万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342.5万人次得到补偿，补偿金额3.1亿元。

　　“应该说，我们一直在进步，”李集周代表说，“‘新农合’把农民保障起来了，在城市中，很多上班的公职人员有‘医保’，少儿医疗互助金把孩子们保障起来了，但还是应该看到在城市，还有这样一个阶层，他们既不能参加‘新农合’，也没有公职，这部分人的医疗保障政府必须考虑。”

　　代表开方：实现无缝隙医疗保障

　　李集周代表认为，国家在医疗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应当更多地投入资金、管理和监督。我国目前医疗问题虽多，最根本的问题是没钱看病的问题，在‘新农合’、少儿医疗互助逐步发展的同时，应当探索城镇居民的合作医疗制度，像建设农村合作医疗那样，把一些下岗职工、特困人员、待业人员的医保问题解决，实现全社会无缝隙医疗保障。

　　■病症：药价高源于利益诉求

　　近几日，中央电视台一则解密药品招标的报道，引起了观众的广泛争论。

　　记者了解到，从2002年开始，对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争论从未停止过，甚至出现了“要求国家考虑取消这项采购制度”的呼声。去年安徽华源药业的欣弗注射液夺走了多名患者的生命之后，有人指出，通过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进入医院药房、定价为39元的“欣弗克林霉素”，其实成本只有2元钱，出厂价也不过2.7元，“药品招投标，医院药价不仅越招越高，甚至出现劣质药中标”的怪现象。肖国民代表说，平心而论，药品招标，并没有把药价降下来。

　　去年全国“两会”，记者曾经写过一篇药企老总历时一年查药价的稿件。全国人大代表、石家庄制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蔡东晨向记者表示，“药价高不是我们惹的祸。”蔡东晨代表举了一个例子：“有一种药叫头孢曲松，国产药在调价后只有10.5元一支，而大连辉瑞制药厂生产的同性能的药却是98元一支。全国有一个统计，医院用的10.5元一支的国产药销售下降了三倍，而大连辉瑞生产的98元一支的药销售上升8倍。”

　　河北药都集团总裁李晓恩则向记者揭示出制药行业的一个行规，“出厂都是20的折扣，厂家只能拿20%，如果高于这个比例，代理商就运作不了，利益分配无法均衡。”“所以，药价制定并不是我们说了算，药价低了，招标就招不上，医院不用你的药，同等加价率下，1元钱和100元钱的药挣多挣少，谁都能算出来。”

　　而肖国民代表则向记者表示，其实医院也不愿意让药品收入占的比例过大，“一个医院如果收入结构中，药品的比例超过45%，那么这个医院的日子肯定不好过，这是个铁定的事实。以药养医的说法其实并不正确，要知道，在医院里，药品卖得再多，医院也只能拿到15%的利润，含金量并不高，相反，各种检查，治疗的费用，含金量则比药品大得多，所以，现在医院都在控制药品在总收入中的比重。”

　　肖国民代表向记者说，前几日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揭秘药品招标他看了，“我认为，药品价格高，原因并不全在医院，流通环节也有很大原因。”

　　代表开方：实行医药公司托管

　　药价贵，源于各个利益集团各自的利益诉求。

　　肖国民代表说，目前，国家已不再要求各地执行统一的药品招标采购模式，而是放权给地方去探索行之有效的办法，各地的医改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四川挂网限价模式”、“云南宣威模式”、“上海闵行模式”和“南京药房托管模式”等，药品流通领域一场波及全国的“医改革新运动”的大幕已经拉开。

　　在这些模式中，肖国民代表比较青睐药房托管模式。“简单地说，就是医院自己不再招标采购药品，而是把药品的采购权委托给一家医药公司，由医药公司代为招标采购，医院和医药公司双方按比例分配药费收入，双方各自拿出5%直接让利患者，把药费最终降下来。”

　　肖国民代表举了一个例子，好比医院和医药公司约定了，假设医院每年一季度的销售额是150万，医院和公司的分配比例是按照三七比例来分配，那么按150万计算，医药公司给医院一个固定的比例，给医院45万。假如说，我们约定的药品收入销售多了，那公司就可以多拿，医院还是拿45万，你少了，那么你公司就吃亏一点。

　　肖国民代表说，这种方法，斩断了医院和药品的利益关系，老百姓的药价就能逐渐降下来了。

　　（本报记者：刘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