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二和：与郑和相遇海上

　　文-李鑫金

　　公元1405年，一支庞大的船队驶出长江口，明朝三保太监郑和率2.7万多名将士从江苏太仓开始了首下西洋的航程。在其后的28年间，船队战胜“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茫茫大海，友好访问了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非洲沿岸30多个国家，完成了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海上“长征”，拉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

　　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比达·迦马绕过好望角早92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早114年！

　　600年后的7月11日，是中国的第一个“航海日”。当日上午9点，在中国政府管辖的海洋江河区域内，所有正在航行或者停泊的船舶挂上了彩旗，同时鸣响了汽笛。这一天，对郑和下西洋的纪念达到了最高潮。中华人民共和国“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央有关领导、中国交通部、外交部及其他部委、省市的负责人在会议上发言，郑和后裔代表、社会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各界代表和一些国家的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这样大规模的纪念一个人，而且是600年前的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多见。

　　早在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文章《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称“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前有司马迁，后有郑和，皆国史之光也！”由此开启了郑和研究与海洋文化研究。梁启超对郑和的高度评价绝非偶然，这是他当时对中国在世界所处空间位置的定位思考。“郑和研究从一开始就与中国命运联系在一起。”《与郑和相遇海上》的作者李二和说：“中国是海洋大国，‘郑和下西洋’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有重要地位，研究他的人和书都太少了，中国应该出这样的一批人和书！”

　　20年前，20岁的李二和愤于美、英等国个别学者出版的《世界通史》和日本出版的《世界航海史》中对中华浩瀚海洋文明的歪曲和污蔑，更忧于国人海洋意识的薄弱，兼及追忆600年前的光荣与梦想，遂立志研究郑和及中国海洋文化，20年来相继出版了《中国水运史》《海上七千年》《殷人渡美探源》《扬帆美洲三千年》《和平大航海——郑和七下西洋》《与郑和相遇海上》等系列文献著作，并被译为多种文本广布世界，不仅填补了我国海洋文化无史的空白，而且为我国建立起第一套系统、翔实、全面的海洋文化文献，成为中外专家、学者研究、撰著的参考文献。20年来，他除了艰苦研究、考证外，还一直义务宣传海洋文化、呼唤海洋意识，参与多种社会公益活动。

　　著名作家张锲评价李二和的作品说：“这既是一套弥足珍贵的学术著作，又是一套语言精美的文学读物，更是一部弘扬我国古代文明的极好教材。”世界著名海洋文化学者(美国)拉里丁·皮尔逊则说：“这当然是一部很重要的书，我们都应该为这部作品所讲述的航海英雄而感动。中国郑和开创了人类的一个文明时代，无论如何他比历史上任何一个航海家都更值得纪念。”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名史学家周谷城教授生前专门为其题写了书名。1998年7月，中华文学基金会以李二和的名义设立了“中华文学基金会李二和文化艺术基金”。

　　日前，记者专访了学者李二和——

　　寻找中国水运历史的渊薮和踪影

　　记者：你为何选择研究郑和这一课题呢？

　　李二和：我1966年出生并成长在太行山贫困老区，几度失学，曾辗转在水库、河道、建筑等工地当民工，靠艰难自学成长为一名作家。1985年的深秋，我从一派狼籍、石走沙飞的建筑工地走出，跟着著名史学家房仲甫先生来到北京，去拜见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倾听两位史学老人有关“中国人先于哥伦布航达美洲”等神秘话题，随后在国外出版的《世界通史》和《世界航海史》中读到了外国个别学者对中国灿烂海洋文明的否定和诬蔑以及“中国人自古不习于航海”的谬断，激起我的民族自尊心和强烈探求欲望。那时候血气方刚，我不相信一个国土广袤、海岸线如此漫长且拥有辽阔海洋的国家；一个由黄河、长江哺育了辉煌的数千年文明的国度，居然是“不习于航海”的？遂默默发誓一定要找到中国水运历史的渊薮和踪影！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一般人眼中中国只是一个大陆国家。多数人只知道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大陆国土，而不晓得中国还有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海洋)。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土广袤的大陆国家，黄河、长江作为母亲河哺育了中华民族并使中国以其古老的文明著称于世；中国又是一个具有漫长海岸线和辽阔海洋的海洋国家。中华民族同地中海国家一样都是人类海洋文明的发祥地，内涵丰富的海洋文化是人类历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不仅早在八千年前就有辉煌的航海历史，而且远在八千年频繁而漫长的航海中，把最早的人类文明、古代文化和科学技术带到了美洲和世界各地。从杭州萧山八千年前的独木舟徐徐摇向大海，到明郑和1405～1433年先后历时28年七下西洋，使古代人类的航海事业达到了空前顶峰。其规模、意义与成就，更为人类航海史上的伟大创举。他是人类探求文明、缔结和平与友谊的光辉典范，是勇敢与智慧的代表，是人类历史文明的丰碑，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历史的迷乱与现实的诉求

　　记者：西洋到底何指呢？

　　李二和：明代称婆罗洲(即文莱)以西的区域为西洋，以东则叫东洋。

　　记者：你认为是谁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李二和：“殷人东渡”是国内外学界争论百年，许多学者极感兴趣且正在深入研究的世界航海史重大课题。我在《海上七千年》之“扬帆美洲三千年”专篇中，详尽地展示了在美洲出土的大量具有中国殷商文化特征的遗物和遗迹，解释了殷人东渡的目的，分析了殷商航海科技水平与殷人的航海能力，尤其是深刻剖析了殷人趁黑潮海流东漂航线成功的可能性。通过对在美洲出土的文物、遗址、文字、兵器和华人后裔的研究，对“殷人东渡”作全方位、多角度精细、扎实的研究，科学、系统地论述了殷人最先到达美洲的史实。

　　法国著名学者米开鲁曾在《欧洲时报》撰文说：“新大陆，到底是中国人捷足先登”，“哥伦布怎么办？”文中戏称“哥伦布错当了几百年英雄！”此文被欧洲的众多媒体竞相转载。香港《大公报》译载《华盛顿邮报》拉里丁·皮尔逊“中国人发现美洲大陆”的文章称“教科书可能要改写。”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著名哲学教授Harryc Archer,Ph.D撰写的题为《再见吧哥伦布》长文，以支持“中国人先于哥伦布航达美洲”的史学观点。此文再度引起美洲大陆传媒及各界对这一课题的极大兴趣。《华盛顿邮报》杰伊·马修斯在“中国的哥伦布”一文中则直言：“中国人早于哥伦布一千年就已经航达过美洲”。《美国之音》对此文也进行了摘要介绍。　

　　记者：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

　　李二和：由于历史的原因，留下来的有关研究郑和以及郑和下西洋的资料很少，所以便酿成了历史的迷乱，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被猜测、演绎得五花八门。一说是寻找前“文帝”(即建文帝)，认为他藏身于海外。因为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攻破南京，宫中起火，说文帝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怀疑他逃到了海外，于是派郑和去寻找。二说是察看航路、了解邻国的力量和能力。三说为朝廷搜寻珍禽异兽和奇宝。四说是向海外“耀兵示富”，宣扬中国文明，鼓励“朝贡贸易”，发展同海外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明朝的对外政策是“睦邻友好”。这确立于“洪武”“永乐”两朝，并作为国策一直延续了下来。我认为最后的一种说法基本是历史的事实。虽然郑和有“耀兵显富”宣扬国威的意思，但不能无限地夸大，甚至把这个意思说成是唯一的目的。其实，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所有统治集团都注重炫耀文明和富强。英人李约瑟说：“中国人所寻求的是与外国人民之间的文化联系”，“有系统地对已知世界的考察旅行。”这才是历史的真实。这一点我在《与郑和相遇海上》一书中都作了深入研究和详细介绍。

　　眺望600年前史无前例的海上“长征”

　　记者：郑和船队最远到达过哪里？你认为有可能到过澳洲吗？

　　李二和：郑和28年七次远航囊括了整个东非海岸，并且绕过了好望角进入了大西洋海域。英人李约瑟说：“16世纪的中国地图上的南非图形是十分正确的，即尖部向南”，而“欧洲人传统的制图是将非洲的尖部指向东方”。至于中国人是如何具备这种知识的，至今尚不得知。1495年，在弗拉·毛罗绘制的《世界地图》上，有两段注记提到中国人航经溜山(马尔代夫群岛)进入非洲南端好望角附近的情景。此图中的达布角题词说：“约在1420年(郑和航海年代)，来自印度的一艘中国帆船，通过男女岛，绕过达布角，横越印度洋，取道绿色群岛和黑水洋，向西和西南连续航行40天，据随员估计约2000英里。但见水天一色，别无他物。此后情况不妙，该船便在70天后转回达布角。”这显然是郑和船队探索好望角进入大西洋航路的一次探险活动。而郑和在长达28年的七下西洋中，像这样的探险想必也不仅仅是一次。郑和不仅绕过好望角进入了大西洋海域，而且也极有可能到过澳洲。

　　记者：有文字记载和相关的证据吗？

　　李二和：目前的证据并不是很充分。一个证据是，1879年在澳大利亚西北的达尔文港，出土了一尊中国寿星石像。另一个证据则是，在《郑和航海图》中绘制的与苏门答腊岛相连处，有一大片海岸线很长的无名陆地，经多方分析是澳洲大陆。

　　英国海军军官、史学家孟席斯说：中国在公元1400年之前就已经绘制出了《世界地图》。《中国地图》是由意大利旅行家尼古罗·达·孔蒂通过葡萄牙传到了西方。据说孔蒂还走过一段其中的航线。

　　另外，郑和在七下西洋中，经常是在马六甲设官厂，“去各国的船只均在此打整番货。等候南风正顺，便于5月中旬开洋回还”。 这里离澳洲的直线距离并不遥远，郑和在长达28年七下西洋中，每次在此打整番货，且“去各国的船只”常常是呈辐射状航行，唯独不到澳洲？这种可能几乎是很小的。当然，这个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考证。

　　记者：郑和船队后裔生活在肯尼亚？

　　李二和：郑和率领庞大舰队，完成了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海上“长征”，其海途之艰险是毋庸置疑的。1994年，美国女作家雷瓦西在为郑和撰写的传记《当中国称霸海上》中，叙述了自己在肯尼亚邂逅的传奇：一个黑人告诉雷瓦西，自己是中国人的子孙，是数百年前肯尼亚帕泰岛中国船遇难幸存者的后裔。1999年，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尼古拉斯沿着雷瓦西指引的方向探访了肯尼亚拉穆群岛中的帕泰岛，并提出大胆的推想：这些自称有中国血统的人，很可能是郑和部下的后裔。英国考古学家齐里亚马介绍，在该岛上有个上家海滩，传说中的中国沉船水手就是从那里上岸的。据有关资料记载，“1415年马林迪要把一只长颈鹿送给印度国王，再由印度国王转送给中国皇帝。随后，中国船队来到这里要带回更多的长颈鹿，结果有一条船在这里迷航沉了，船上的人从上家海滩上了岸，便和当地人通婚了。”

　　文明的必然性

　　记者：还有人说郑和下西洋开支浩大，几乎完全是支出而没有收入，甚至说，西方的航海使欧洲走出了中世纪黑暗，进入了工业文明。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二和：这里需要澄清一个概念即：什么是文明？文明不能仅仅以物质丰富和科学的发达为判断标准。对文明的判断标准，应该站到更高的层面去重新界定；更应当以精神的进步和精神的创造为评判标准。试问：一个以获取利益为最终目的的航海与探险，给别人带去的是杀戮和侵略，虽然使自己走出了黑暗，而把别人带进了黑暗，难道这能叫文明吗？

　　郑和航海在长达28年七下西洋中，没占别国一寸土地，没掠别国一分财产。真正传播的是文明，传播的是友谊，还有什么比这更文明、更伟大的呢？

　　记者：明代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郑和下西洋这样影响人类的伟大创举？你认为有没有历史的必然或潜在的历史根源？

　　李二和：的确，应当说郑和下西洋是历史的必然。

　　明代是我国古代经济比较繁荣的一个朝代。1403年，朱棣夺取了皇位，年号“永乐”。14年后，他从南京迁都到了北京，这样北京的经济又很快得到了发展。另外在营建故宫的十几年中，所需的所有物资包括粮食、煤炭、木材、食盐等生活用品都要从南方运送，甚至就连民工也都要从南方挑选。这样自然就带动了内河运输业的发达。因为大部分物资是要走水路，走长江、京杭大运河运送到京城，所以那时候，从事河运的巨商大贾几乎遍布整个长江流域。这些人在商货经营中暴富起来，有私商，也有官商。一些官僚也利用自己的权势做起贩运货物的行业，尤其是盐运，几乎成了宗室和宦官们的专利。那时，在长江或运河河道上的船队经常是“联巨舸，张黄旗，擂大鼓，篙工势如翼虎”。可见当时漕运的盛况。到万历年间，光是徽商(三大商帮之一)一个地方的年资本总额就高达3000万两黄金。年净收入900万两。这比当时国库的年收入还高出一倍，可见民间经济的繁荣了。当时，形容北京的繁华是“生齿日繁，货物益满”、“四方之货，不产于燕而毕集于燕。”

　　再说，我国古代的航海技术本来就十分发达，尤其到宋元以来就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史籍中形容当时水运的发达有这样一句话，说：“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行千万里，就像在自家院里顶多像到邻家串个门一样。到明代，水运和航海技术更是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的顶峰。那么这样以来，无论是从航运技术的成熟，还是海内与海外的市场，都有了进一步扩大通商范围的需求。于是，郑和下西洋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记者：你如何看待郑和与哥伦布？

　　李二和：郑和与哥伦布在探索“全球化”的过程中，走了两条不同的路，他们分别代表两种文明体系，郑和代表的是东方儒家的礼仪和秩序，在面向世界比如航海时也贯穿着这套思想。而哥伦布代表的是西方进化论的思想，在面向世界时是弱肉强食。

　　郑和七下西洋，是一种文化象征，寄托着中国人的帝国回忆与想象，饱含着“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热望。我们在得意或感奋的时候，想到郑和远航辉煌的开始；失意反思的时候，我们想到其悲凉的结束。郑和下西洋，首先从历史变成传奇，然后从传奇回归历史，最后成为现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爱国主义

神话的生动素材。20世纪的郑和研究，在学术界持续不衰。整整601年过去了，如今，郑和七下西洋，早已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寄托着中国人的帝国回忆与想象、失望与希望，寄托着某种国人的自我形象，尤其是在流行的“太平洋时代”、“中国崛起”或“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