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生平：开拓新时期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人民永远无法忘却的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之中。十月，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长达十年的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

　　当时中国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要从长期以来的“左”的错误中摆脱出来，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整个国家百废待兴，问题堆积如山；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需要重新恢复和发展。在未来的岁月中，中国应该走怎样的一条路这是亿万人民十分关切的大问题。

　　新的时期。新的任务，需要有新的领导人物。邓小平由于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历史功勋，由于他对“四人帮”的坚决斗争和在动乱中主持全面整顿取得的显著成效，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巨大的威望。在全国人民的殷切期待中，在叶剑英等的积极推动下，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一九七八年三月，平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

　　十年动乱带来的深重灾难，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左”的错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拨乱反正。·邓小平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他一出来工作，立刻表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他在千头万绪中首先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下手。他明确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反对“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观点，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俩化的局面被冲破。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这是一次伴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种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先导。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邓小平在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团结—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深刻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意义，指出我们过去搞革命靠的是实事求是，现在搞建设也要靠实事求是。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他——再强调：一定要一心一意、不受任何干扰、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从而开辟了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为了在现代化建设中保持正确的方向，邓小平在一九七九年三月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他指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接着，邓小平又提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现在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已经提到我们议事日程上来了。他特别抓紧由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着手解决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问题，实行新老合作和交替，改变领导职务终身制，逐步实现干部队伍的梯级结构。

　　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一系列的拨乱反正，使中国从“文化大革命”后的一片混乱中，重新理出头绪，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这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改革开放必需的前提。

　　在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在一部分人中间曾产生过思想混乱。邓小平主持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火问题的决议》，在一九八一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这个决议在坚决否定“文化大革命”及其指导思想的错误的同.时，全面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他的功绩是第一位、过失足第二位的，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作为集体智慧结晶、被实践证明为科学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提出必须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这对于统一全党思想，维护团结，稳定政治局势，是至关重要的。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初步进展的基础上，一九八二年九月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总结中国长期的历史经验，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对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已经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说明： 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后来邓小平说：“最近总理概括了我们的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概括得很好，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

　　在中国，正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是邓小平一样，对改革开放搞活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也是邓小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一直倡导改革。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国家，因此，三中全会后首先抓住农村改革，从四川、安徽两省试验成功后再推广到全国，调动了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大大发展了生产力，三年之内迅速见效，初步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并且使星罗棋布的乡镇企业奇迹般地迅速发展起来。接着，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达比农村要复杂得多，所以邓小平主张既勇于探索又要细心谨慎。他提出建立经济特区和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亲自到深圳等经济特区去视察，肯定理立经济特区的政策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他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吸收外国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帮助中国经济的发展，并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他主张适当发展个体经济，作为占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他主张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因为辛勤努力而生活先好起来， 以带动其他人，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广大群众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最近，邓小平又一再强调：要大胆搞改革、开放，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邓小平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建设的宏伟目标：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零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此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至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实现了这个宏伟目标。不但可以给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一条路子，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适应经济体制的改革，邓小平又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早在一九八零年八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他一再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一九八六年以来，他又着重强调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他为政治体制改革规定的目的是：增强整个国家体制的活力；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一九八七年十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必须采取坚决、审慎的方针，有领导有秩序地逐步展开，尽可能平稳地推进。

　　邓小平很早提出：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使广大人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他说：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邓小平十分重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认为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要求搞好整党，做到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

　　邓小平是站在时代前列指导中国改革的人物。 十—‘届三中全会后，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上任等职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邓小平对许多关键问题的决策指出了方向，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人们称他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为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加快改革，深化改革，是当今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题。

　　搞改革，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一九八六年底，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曾一度泛滥起来，少数人煽动闹事，主张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邓小平迅速果断地处理了这件事。他指出，一旦中国稿资本主义，中国就成为一个乱的社会，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局势迅速稳定了下来，问题顺利地得到解决。邓小平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认为应该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但过去主要的错误是“左”，现在最大的危险还是“左”。“左”的、僵化的东西根子很深，在社会上已形成一个习惯势力，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他认为，为了深化改革，要继续克服僵化思想的影响，反对僵化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都是长期的，要贯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

　　为着解决台湾、香港、澳门的问题，以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一国两制”，已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从一九八四年开始，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先后得到解决。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这个办法解决。对国际上解决类似问题，这也是一个出路。“一国两制”在国内外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邓小平运用实事求是思想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的成功范例。 邓小平是一位有世界限光的国际活动家。多年来，他以充洒的精力进行外事活动，繁忙地接见外国来宾，也出访过不少国家，努力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他主持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决站在第三世界人民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认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但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中国能够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邓小平有许多重要的著作，已经出版的有《邓小平文选》 (一九七五一一九八二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其外文版书名为《论当代中国基本问题》)、《邓小同志重要谈话》 (一九八七年二月一七月)，在国内外广泛传播。作为中国的老一辈革命家，他继续在为党和国家的大事操劳、掌舵；同时尽量让年轻一些的同志多挑担子， 自己只做他认为最必要的事情。同他会见过的国内外人士，无不称赞他虽届八十多岁高龄，却仍然身体强健、思路敏捷。他说：“我能游泳，证明我身体还行。我打桥牌，证明我脑筋还清楚。”的确，每当暑天他都要到渤海或黄海之滨去劈波斩浪，畅游大海。他在工余之暇喜欢打桥牌，在娱乐中得到休息。他说他的出国访问任务已经完成了。他还有一个愿望，就是一九九七年中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时能到香港去看看。 邓小平历来强调：逐步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是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战略问题。他坚决主张废除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并在这方面起了表率作用。在党的十三大和一中全会上，他从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退了出来，只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但是， 由于他的威望和智慧，他必将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中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