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金牌的分量

　　奥运金牌的分量

　　2000年悉尼是熊倪最风光的一届奥运。开赛以来的3场跳水比赛，女子3米板双人、男子10米台双人和女子10米台单人，中国跳水队接连失利，而熊倪参加的男子3米板单人项目由于萨乌丁等顶尖选手的存在，被认为是当时中国队最弱的项目。那场比赛过程充满悬念，预赛中排第1位的熊倪在决赛中从第二跳开始，落后萨乌丁31分，尽管熊倪在随后几跳中逐步缩小这种差距，夺冠希望看起来还是很渺茫。最后一跳萨乌丁出现失误，最后一个出场的熊倪凭借稳定的表现，以0.03分的历史上最小差距优势夺取了金牌。后来美联社这样描写他的夺冠:“当熊倪完成最后一跳浮出水面时，他挥舞着右拳，一扫中国跳水队前3个项目无金的窘境，熊倪也成为历史上第2个连续4届参加奥运会都获得奖牌的跳水运动员，奥运会所有颜色的奖牌他都拿全了。”

　　4届奥运的起伏和波折，对于冠军与非冠军的差别，熊倪现在也能看得非常通透，“成王败寇”，“拿了金牌，什么都好，丢了冠军，总能被人挑出不是来”。做运动员谁不想拿冠军？竞技体育的残酷恰恰在于，任何项目，冠军只有一个。回到熊倪的第1块奥运金牌，1996年3米板项目最被看好的人并不是他，而是余卓成，一位曾经14次赢得世界冠军、奖牌中独缺一枚奥运会金牌的选手。结果余卓成只能拿着银牌遗憾离开，当2004年熊倪结束挂职成为湖南省体育职业学院院长的时候，余卓成只是广东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从运动员到管理者

　　2001年的广州九运会之后，熊倪正式退役。第二年被派到益阳开发区挂职锻炼，此时的益阳开发区，在大手笔的硬件设施建设之后，正寄希望于“体育产业”牌，拉动地方经济。按开创奥运冠军挂职先河的决策者傅国良的说法是，“湖南体育近年屡创辉煌，但辉煌的背后潜伏着危机，那就是复合型体育人才匮乏”，“在成长过程中，唐九红与熊倪表现出了很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在熊倪看来，他通过这次的挂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转型，从台前到幕后，落差当然是有的，做运动员的时候是“众星捧月，所有人为一个人服务”，做行政工作，是自己要去帮所有人解决问题。熊倪当然知道自己作为奥运冠军的明星效应，但他也越来越清楚，所谓的明星效益只是“无形资产”，别人愿意买账，才能成为“有形”，否则还是什么都不是。在开发区招商引资的项目中，熊倪和唐九红的明星效应的确发挥了作用。比如“八一

女排”主场落户益阳，就是熊倪动用自己和队长崔咏梅的关系，在最后关头从江苏“抢来的”。当然，益阳方面为这次合作出动了以市委书记为首的最高规格的接待和谈判团队，也是项目得以谈成的重要因素。这个项目的成功，给了熊倪很多信心，“自己还是能干些事情的”。也是在这个项目中，熊倪意识到了身份转换的重要性，“一方面，从运动员的角度，跟崔咏梅是朋友;一方面，从挂职官员的角度，要代表开发区的利益”。所以在双方谈判的过程中，崔咏梅指定熟悉体育项目背后规则的熊倪不能参加，而益阳方面，又希望熊倪能帮助他们以最合理的价钱谈成合作。最后的合作还是让双方满意的，当熊倪结束挂职离开之后，2006年赛季，“八一女排”依旧选择在益阳继续留驻。

　　“他们用实际行动向益阳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今年3月唐九红与熊倪从益阳返回长沙时，益阳市市委书记蒋作斌这样评价。他认为两位冠军这两年完成了从单一的体育专业人才向社会复合型人才的转变。在身边的朋友看来，从益阳回来后，担任体育职业学院院长的熊倪，开始真正“有了官威”。熊倪一直是个特别内向的人，不喜欢说话，在当体工大队副队长的时候，“根本不懂得要怎么做官，在办公室里总是摆出一副很严肃的样子，在别人看来，就觉得是个小孩子在装大人样”。“2004年之后，不再端着架子，但是身边的人却开始对他有所敬畏了”，“以前什么玩笑都敢跟他乱开，现在说话不自觉地就收敛了”。

　　得知自己要出任体育职业学院院长的时候，熊倪一开始是抵触的，“体育学院是个负债的穷单位，而且自己也信心不足”。还是傅国良的思想工作，让他打消了顾虑。把熊倪放到这个负债600多万元的学院做院长，也是傅国良的用心良苦，“做‘一把手’才能真正锻炼人”。以管理者的身份到学院，熊倪说自己感触最深的，一是看着这些小运动员的辛苦，真不知道自己这16年是怎么过来的;第二就是对于举国体制之下，运动员的成长有了更多的感悟——“现在这种介于业余和职业之间的专业队，在队员们退役之后，并不能成为个人谋生的方式，所以运动员一定要注重学习。”说起来简单的道理往往都是“当局者迷”，熊倪以自己为例，小时候老运动员也这么劝诫他，他总觉得无所谓，以后有得是时间，后来才知道“等有时间了，却很难学进去了”。

　　熊倪总结自己作为院长的优势，就是“因为自己都曾经经历过”，所以“太懂得运动员的心理了”。比较起来，现在的孩子“太注重眼前的利益了，出了成绩之后，马上就会跟领导讨价还价，作为继续训练的条件”。作为院长的熊倪希望能真正做到自己设想中的“体教结合”，但他面临的首要任务，还是全运会的金牌指标，这是历任院长最重要的政绩，也是省里一定会下达的硬指标。去年的全运会，体育学院一举拿到10枚金牌，创造了建院以来的最好成绩，傅国良戏言，自己担任院长6年的最好成绩也只是7块金牌而已。刚刚结束的多哈奥运会上，湖南省获得的11枚金牌中，体育学院出去的选手就占到了4块。在2007年升任体育局副局长的时候，这些金牌都足以成为熊倪执政能力的最佳明证。

　　在两年的院长生涯中，熊倪说自己扮演的最重要角色，就是去“化缘、哭穷”，在有限的竞技体育资金里，争取到尽可能多的份额。而傅国良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充当熊倪仕途的护航者，骂归骂，能帮的一定会帮。名人效应在熊倪的院长任期中依旧发挥了作用，财政厅在熊倪离任前，拨了一笔1000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给学院修建图书馆，在体育学院历史上，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奇迹。

　　升任体育局副局长的熊倪还将在自己的仕途中创造怎样的奇迹，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整个湖南竞技体育系统颇为关注的问题，刚刚退任的局长傅国良依旧坚信，当初为熊倪搭建的从政路径，是最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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