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国家利益观

　　孙建社

　　国家利益是决定国家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的根本因素。这一点已成为当代国际战略家们的共识。列宁曾指出：国家的内外政策归根到底是由本国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所决定的。美国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也普遍认为，“国家利益始终是一国制定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据。”(1)邓小平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以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出发点的中国领导人。他在1989年10月同尼克松的谈话中指出：“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2)那么在邓小平的战略视野中，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他又是怎样主张在中国外交中实现国家利益的？本文将就一些方面作一探讨。

　　一、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是国家利益的最根本内容

　　从政治学意义上讲，凡是满足国家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就是国家利益。国家作为人类最有组织的社会集合体，其利益必然是多种多样的，依据不同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利益。在众多利益中，何种利益对国家生存和发展来说是最根本的或者说是最重要的，这是国家领导人必须首先加以确认的。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这一论述清晰地体现出，中国外交政策的逻辑起点是邓小平的在国家利益中“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3)的思想。

　　国家主权就是一个国家不受外来干预、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和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就国际法而言，国家主权是一国不受外来控制的自由。任何国家一旦失去主权，就根本谈不上捍卫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与国家主权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国家的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国家安全，即国家能够生存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虽明显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但是由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乃至对抗仍时有发生。在一些国家依然将推行霸权和强权视为处理对外关系有效手段的国际社会中，国家安全不仅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且也是国家能切实有效地行使国家主权的保障。1840年以后的百年里，西方列强多次凭借船坚炮利入侵中国，致使中国国土沦陷，主权丧失。当前世界上还存在敌视中国的政治势力，极少数国家还在推行企图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历史和现实都促使邓小平坚定不移地把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放在国家利益的首要位置。他明确地向世界宣告：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立足点，中国希望同各国发展关系，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但是“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国家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4)发展中国家也大都有着同中国相同或相似的遭受列强欺辱的历史，面临着霸权与强权的各种干涉威胁，因此加强同它们的团结合作，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有利于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维护国家安全。

　　国家对其领土享有不受外部干涉的独立的管辖权是国家主权含有的重要内容之一。邓小平在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海峡两岸统一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集中体现了他对这一国家根本利益的认识和处理方式。1982年9月，当英国企图在1997年以后继续管治香港时，他斩钉截铁地对撒切尔夫人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5)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如此坚定，态度如此鲜明，是因为他深知“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6)，维护国家统一和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事关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利益，决不能退让和妥协，否则就损害了中国国家的根本利益。此外，针对美国在

台湾问题上表面上主张两岸和平统一，实际上处处设置障碍的卑劣做法，他坚定地指出，中国主张和平统一，但为了国家的统一，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他还指出，中国希望发展中美关系，“但是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我们的关系倒退的话，我们只能正视现实。”(7)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将国家主权置于国家利益中最根本地位的坚定立场。

　　邓小平的上述国家利益思想还体现在中国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其他方面。邓小平认为，国际关系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8)这是因为这五项原则首先倡导“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而“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则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根本保证。因此，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根本上讲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在处理中美关系中，我国在坚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美国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美国在承认“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同我国建交，并一直在官方理念上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当1982年苏联领导人发出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的信息后，邓小平认为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于是他提出苏联要同中国改善关系，首先就应该消除“三大障碍”，即解除苏联多年来对我国安全的威胁，以实际行动改善两国关系。这是邓小平为中苏改善关系谈判确定的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1989年，三大障碍的消除直接为两国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二、中国外交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当前最大的国家利益服务

　　邓小平把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放在国家利益的第一位，视为中国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加以维护的最为根本的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把上述利益看成是我国当前所要实现的国家利益的全部内容或终极目标。他在1979年3月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9)在以后的岁月中，他曾多次用不同的语言反复强调了这一认识。

　　国家捍卫主权和维护安全，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国家所维护的利益中，经济繁荣无疑是核心内容。为了实现国家的利益目标，在不同的时期和环境中，国家对其利益的追求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当一个国家面临外部威胁或遭受外来侵略时，确保国家安全利益就直接成为国家的首要任务。而在和平时期，发展经济、推动科技进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成为国家所要实现的首要利益目标。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局势逐渐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以美苏为首的国际对抗趋于缓和，另一方面随着中美建交和中苏关系逐渐改善，外部对我国的直接军事威胁大大减弱。根据这一变化，邓小平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0)这一判断是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我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思想的重要依据之一。

　　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全方位的宏伟目标，它涵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而且各个领域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有机联系，它们的各自作用和发展共同推进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邓小平清楚地认识到实现中国当前这一最大的国家利益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因此判定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能够持续坚持并实现预定的目标，一是需要国内有一个稳定团结与和谐的社会政治环境，二是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是要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四是要切实加强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使之成为国家安全的可靠屏障。

　　邓小平的这一国家利益思想是他主持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础之一。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是以实现当前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为最终目标的。在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的同时，邓小平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11)以后他反复重申了这一观点，尤其是在1984年5月同巴西总统谈话时更为明确地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世界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2)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世界意义而言，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就本国利益来说，就是为了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有利的国际环境。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自主，奉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动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来解决国际争端，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纠纷和冲突，就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我们主张在对外关系中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同所有国家发展关系，就是为了同各国和睦相处、友好合作、共同发展；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向世界所有国家开放，一是加快经济建设的需要，二是通过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有利于相互了解，增强在共同利益上的友好合作；我们倡导并积极推动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是为了尽快解决南北国家发展差距拉大的问题，力求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现各国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我们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是为了增强国际反霸力量，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维护世界和平，也是为了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

　　三、为了国家利益而采用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

　　为了给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在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改善同包括美国、苏联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关系。他认为中美两国在考虑相互关系时“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这番话表明，邓小平清楚地知道中美之间存在一系列差异和利益冲突，同时在许多领域内也有共同利益。他主张双方应避免或减少对抗，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加强合作，在合作中增进相互了解并由此发展为相互信任，直至消除对抗。因为这样做，既有利于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也有利于世界局势稳定，有益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国家利益。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邓小平一方面从维护中国安全利益出发，坚持要苏联首先消除三大障碍，另一方面主张两国应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讲结束过去，不仅仅是我们不计较过去中苏的历史旧账，其中也包括向苏联指出，前一时期两国关系恶化，最主要的原因是苏联没能平等地对待中国，因此“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就是要求苏联必须改变过去的错误，两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向前看，积极发展睦邻友好互助关系。

　　针对我国同一些周边国家存在领土争端的问题，邓小平一方面努力争取在各方均能接受的条件基础上解决这类争端，另一方面主张在解决钓鱼岛和南沙群岛主权争端问题上，可以先采取“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方式来处理。这是邓小平在解决领土纠纷问题上的一个大胆设想和创举。“搁置主权”绝非是“不谈主权”，而是要正确选择“谈主权”的时机。他认为在彻底解决此类争端的时机和条件不成熟时，执意要解决主权归属就会激化与有关国家之间的矛盾，影响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甚至可能会导致地区局势动荡。这与我们构建和平稳定的周边国际环境的外交目标是不一致的，也不利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因此，“搁置主权，共同开发”就是在解决争端条件不具备时，各方先不谈主权归属，要从现实出发，尊重各方在争端地区的现有利益，避免矛盾激化，同时继续各方间的正常合作，耐心等待解决争端的最佳时机。这一处理领土争端的方式不仅使我国避免了同有关国家发生紧张冲突，而且也使我国和这些国家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得以继续发展，从而为今后和平解决争端创造条件和契机。

　　总之，邓小平认为，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国家利益的实现，我国外交应该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前提下，针对具体的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问题，采取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构建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

　　四、中国实现国家利益是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

　　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一个国家追求什么样的国家利益，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国家利益，却是要由人的主观认识来加以确认的。因此，不同国家、不同阶级的政治家们有着不同的国家利益观。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或者资产阶级的学者所主张的本国利益，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这一阶级特性使他们一方面倡导本国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从本国利益出发，另一方面在谋求本国利益的同时不惜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正是在这种国家利益观的左右下，资本主义国家推行霸权主义、炮舰政策，把弱小国家变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即使在这些国家独立后，仍然设法利用旧的国际秩序，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以便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国家利益。

　　我们的国家利益观和资产阶级的国家利益观是不同的。我们虽然强调自己国家的利益，但是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这就意味着中国在维护和实现本国利益的同时，不仅不会损害别国利益，而且还会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前提下，促进各国共同利益的发展。这是中国的国家性质决定的。中国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国家政治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与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相一致的。邓小平的国家利益思想从两个方面明确地体现出这一点。

　　第一，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首先，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国无论是在国际舞台上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正当合法权益，支持它们的正义行动，还是加强同它们的团结与合作，都是有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发展国家经济、改善南北关系、增强南南合作、提高第三世界在国际社会中的整体力量，而且也有益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将有益于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并始终致力于人类进步和世界繁荣，这是中国的国家性质和国家根本利益决定的。中国是当前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实现现代化不会对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构成任何威胁，相反将增强维护和平的力量。只有极少数推行霸权主义、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人，才害怕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才会无中生有地中伤和污蔑中国，企图孤立中国和阻碍中国发展和强大。中国坚持对外开放，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既有利于加快国内建设的发展，同样也有利于世界各国的平等互利合作，推进经济全球化发展，使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共赢和共存。

　　第二，中国在外交中维护国家利益，从世界全局而言就是在维护和实现世界人民的利益。因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实现现代化，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因此“这不仅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13)中国把维护和平与促进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作为自己外交的根本目标，不仅符合本国的国家利益，即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又顺应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潮流，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利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自主，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种种干涉别国内政的强权行为，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我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判断国际问题是非的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和促进各国的繁荣与发展，因此中国的外交活动将直接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有利于各国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能使我国同各国和睦相处，扩大与其他国家的友好互利合作，而且也能促使这一原则在国际关系实践中，进一步得到各国的广泛承认和遵守，以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现。

　　(作者简介)孙建社，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系主任，教授。

　　注释：

　　(1)倪世雄等《世纪风云的产儿——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2)(3)(4)(5)(6)(8)(10)(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第348页，第3页，第12-13页，第59页，第283页，第127页，第57页。

　　(7)(9)(11)(1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7页，第163页，第241页，第241页。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