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慈其人

　　-余世存

　　讲中国现代文学史，很难绕开蒋光慈，

　　但其作品，跟今天明星作家的作品惊人地一致：流行一时，事后不堪卒读。但我们也许有把握地说，今天的明星作家 们未必有蒋光慈的幸运，能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蒋光慈是安徽六安人，1901年出生。十八岁时，自号蒋侠生，“我所以自号‘侠生’，将来一定做个侠客杀尽这 些贪官污吏”。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愤而想当和尚，改为“侠僧”，“我当和尚，也还是做个侠客杀人”。

　　在上海，蒋光慈进入共产国际开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随后就与刘少奇、任弼时一起赴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 劳动大学学习。1922年，他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转为中共党员，第一次署名蒋光赤，以示倾向革命。

　　1924年，蒋光赤留苏三年后回国，即开始在文坛上大声疾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25年，他的诗集《新梦》 发表，钱杏村对此评价道，“中国的最先的一部革命的诗集”，“简直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开山祖。”而做下这一评论的 钱杏村，当时是不到二十的少年，今天他的这一评语已成为文学史最常引证的结论。

　　蒋光赤的诗歌完全是诠释性的。在他的诗中，愤青、小资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他写光明就全是美好的 ，新鲜的。“鲜艳的红花，娇滴的绿柳。”(《梦中的疑境》)红军士兵“放下枪头，拿起锄头；从枪头上得了自由，从锄头 上要栽培这自由”。(《一个从红军退伍归农的兵士》)

　　比起诗歌来，他的小说创作艺术性更差。他提供大众文学，却有着无可救药的小资情调。属于穷作家的穷讲究，用时 人的评论，是“喝‘上海咖啡’而提倡大众文学”。他的革命小说出版，革命者中几乎没有人看。陈独秀翻一翻《少年飘泊者 》，说道：“虽是热天，我的毛管也要竖起的。”瞿秋白感叹：“这个人太没有天才。”

　　但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剧变激烈的社会，两三年之间，蒋光慈就时来运转。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普罗文学占据了 文坛主流。蒋光慈于1929年东渡日本治疗肺病时写的《冲出云围的月亮》，仅在出版当年，就重版了六次。书店老板为着 赚钱，也常改头换面再版蒋光慈的旧作。例如，将《少年漂泊者》改为《一封长信》，《鸭绿江上》改为《李孟汉与云姑》等 。这跟当代的出版状况仍然相似，历史经常在这些细节上重复，虽然拙劣，但管用。

　　中国社会乃是风教之国，社会大众并没有多少定力，没有足够的认知能力，总是受时代氛围影响。大革命失败后的挫 败感，一旦主导了年轻人的心智，那种宣泄性作品就成为读者的安慰。蒋光慈像一个笨拙的江湖医生，误打误撞地撞开了当时 中国青年们的心扉，革命、爱情、理想等成为他小说中的主要元素。

　　1930年5月，蒋光慈主编的《拓荒者》被当局查禁，他的肺病同时也恶化了。他搬到上海法租界里养病。每天早 上，他喝完美国房东派给的牛奶、可可茶、奶油汤后就一个人去法国公园，边散步、边继续构思《咆哮的土地》的后半部分。

　　但组织却需要他做出贡献，需要他提供开会的场所。1930年秋，蒋光慈反对在他的住处开会，并强调“一个屋子 ，本来可以写作的，往往一开会就开倒了……”过了几天，左联党组的负责人就对蒋光慈说：“写作不算工作，要到南京路上 去暴动！”蒋光慈为此递交了“退党书”。10月20日，《红旗日报》发表了“蒋光慈是反革命，被开除党籍”的消息。除 了其不愿服从纪律、参加组织生活之外，其中一项指责就是他贪图版税，丧失立场，靠着丰厚的稿费过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他虽已被开除，但仍有创作激情，1930年11月，他的小说《咆哮的土地》脱稿。这是蒋光慈最后的一部作品， 也是他在艺术成就上屡遭蔑视与非难之后，文学史上获得评价最高的一部作品。正当人们对他的前途充满乐观估计时，《咆哮 的土地》遭到查封。蒋的作品被查禁后，生活变得日益拮据起来。蒋光慈不仅有肺病，在

　　这个无根的革命文学青年，赤条条地来去。他死于1931年，年仅30岁。他跟任何大的政治、文学势力无关，只 是拙朴地表达了个人的经验感受。1957年，他的家乡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