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家南方朔：漏斗型涡状下坠社会的景观

　　台湾著名的政论家南方朔先生，在 《中国时报》 的专栏“南方朔观点”临近休笔时发表感言《等待新领袖》 。他说：“我不知道未来的历史将用什么笔法来写台湾的2006年，但对生长于此的我们，它却无疑的是‘崩坏之年’。由于政客要保护非法利益，台湾任何可以下刀切割处，都被这样那样的理由恣意切割撕裂。于是从政治、司法、教育、媒体，甚至整个社会，无不混沌错乱，充满了痛苦、愤怒、不信任，甚至嗜血的欲望。它显露在人心上的，则是亢奋、悲观、无奈、得过且过的虚浮，以及由此而支撑出来的奇特繁荣。”从来与台湾的时代共起伏、也走过2006年之波澜壮阔或江湖险恶的南方朔先生，实际上已经用笔描述出了台湾这一年的社会状态，即“这是一种漏斗型涡状下坠社会的景观，它失去了意义，只剩权力和贪欲”。

　　之所以台湾变成了一个呈漏斗型涡状下坠的社会，乃是因为它的“领袖”出了问题。

　　陈水扁家族及其本人涉嫌贪渎，使得众怒之箭直指最高位者；马英九出现了问题，虽然不太可能演化到要辞去党主席的地步，但他的“特别费案”关涉到成千上万行政首长的命运，即便这也可能不了了之，但已带来了巨大的警示意义，同时也暴露出了马英九本人危机处理能力和判断局势的能力非常缺失。这可能是他更严重的“领导问题”—因为台湾不仅仅是一个正在成型的法律社会，还是一个正在转型的政治社会，所有的问题都得从法律和政治等多个角度来看。

　　两个案子已经投下了深水炸弹，但是这些深水炸弹除了对社会产生极大的破坏性之外，能不能对现任或后任的首长产生极大的震撼教育的效果，使他们不敢“贪”；又能不能带来各种制度的大调整和改造，使他们不能“贪”，是这个“崩坏之年”的一个观察角度。

　　“领袖”出了问题之后，各种“教育课程”就开始上了。这些教育课程，是由媒体、司法、知识分子来上的，不过只要稍稍熟悉一下台湾社会的整个运作方式，就可以知道给“领袖”上这场教育课的主体还是“人民”，同时“人民”也在这里面受益。

　　“人民”的领袖是倒扁运动总指挥施明德先生。这位反出民进党的“台湾

战神”，在失去政治舞台后的2006年再次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将成为使台湾的“崩坏之年”富有新价值的坐标性人物。面对贪腐的昔日同志与曾经担任过主席的政党，他在8月12日发动每人捐款一百元新台币支持反贪腐倒扁的行动，至9月初，一亿元、也就是百万人的倒扁承诺实现，9月9日，他带领人群走上街头。“在民进党即将失去昔日骁勇的此刻，我将以狱前、狱中而非出狱后的Nori(施明德的小名，取自日文汉字“德”的发音，编者注)和百万群众站在一起，号召民进党内残存的党魂。我愿意事先提醒你们，我昔日的同志们，你们必须脱下西装应战。”他在身患癌症的情况下，以“不是你倒，就是我亡”的决心向民进党和陈水扁的贪腐政权宣战。没有人会怀疑他的决心，因为他坐过25年的牢，具有浓厚的政治理想主义情结却也言出必果。只是，政治观察家最初质疑的是，这场宣称要用“不要命”来对抗“不要脸”的运动，在没有政党奥援、完全自发的情形下，如果仅仅通过道德感召到底能够支持多久？民进党主席、护扁最为卖力的游锡琨就认为，也许一场大雨就可以浇灭那些街头上的人们的热情。但是后续的发展证明，这场运动持续了数月，至今虽然落幕，但随时有再揭竿而起的势头。

　　接下来的质疑，则是由这个长期从事街头运动、也曾经自称渴望在战斗中死去、视鲜血染红战袍为最美丽死法的人，他会把这场群众运动带到什么样的方向上去？在节奏完全难以掌控的情形下，这群“乌合之众”会有怎样的暴力倾向？倘若他们的领袖施明德先生一夕之间革命的激情喷发，倘若某些偶发性的摩擦没有被有效控制，倘若群众被领袖催眠或者相互催眠，那么他们会不会血洗“总统府”或者被别人所血洗？这种质疑看起来有点耸人听闻，但在群众运动中，从来就没有人敢打包票。

　　一切的发展好像有点出人意料，但一切似乎又尽在掌握之中。无论是经历9月15日夜晚70万人“围城之战”的激情狂欢，还是10月10日百万人“天下围攻”的高潮迭起，不仅施明德没有被冲昏了头脑，始终保持着一种节制群众情绪的作用，而且群众也表现出和平理性的精神，这展示了这场运动的巨大张力。

　　这应该归功于施明德的非暴力精神。此时他早已不是一个只会在街头横冲直撞的草莽政治家，更不是一个追求现实利益的政客。他追随的是圣雄甘地的道路，也知道民气可用，但必须惜民命如金。同时，参与群众运动的主体是一群大都市内的中产阶级，他们不具有狂热的政治情绪，他们的群体属性，已经决定了这不是一场需要流血的人民革命。政治观察家还可以就此观察的是，为何中产阶级会以他们不熟悉的方式站上了街头？与从前草根阶层或者被政党动员的人群相比，他们要表达的是怎样的诉求？他们的诉求是属于政治层面的，还是道德层面的？从他们愿意站出来的那一刻起，台湾社会正在酝酿着什么样的一种新价值和新政治伦理观？

　　这个答复可以从他们的身影中去寻找，也可以从他们标举的“礼义廉耻”中去体会。“公民意识就是觉得我是‘国家’的一个公民”，倒扁运动副总指挥盛治仁说—他们愿意站出来，愿意表达对社会的责任感；“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次道德的重建运动，而不是看成是能对体制带来大改变的政治运动”，南方朔先生说；“我更愿意把这场运动看成是类似于南非曼德拉从监狱中出来以后，由他所带领的超越于白人与黑人种族上的仇恨而寻求一种政治上的公正的运动。”丁学良教授这么说。既然是超越仇恨，那么又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超越是暂时的，还是表明了台湾将出现蓝绿板块的松动，人们在追求清廉政治的共识下达成和解，还是继续铁板一块，今天是战友，明天就是仇人？

　　值得追问的何止如此一些问题。当倒扁运动在民进党的顽强抵制而在野党乏力的情形下进退维谷时，倒扁运动本来是作为一个宣传新价值也宣泄愤懑的出口，但是这个出口却被堵塞住了，这里面又产生了第二重张力，那么为何台湾的人民能够承受这种张力，支持这种张力的社会心理结构是什么？为何没有出现军人干政的方式来释放这种压力，找不到出口的民众情感会不会转而在下一次的选举中释放出来？这些都变成了由反贪腐运动所引发出来的社会学思考。

　　除了施明德及其倒扁运动，还有起 诉扁妻吴淑珍的检察官陈瑞仁和调查马英九的检察官侯宽仁可以用来度量这一年。很多人都认为是陈瑞仁在为台湾的“司法”维护独立的尊严。在街头上没有流血之时，陈瑞仁对于涉及全台众多首长的特别费问题曾说过，如果从一个检察官的角度，他认为应该“不惜血流成河”以侦到底，而政治倾向偏蓝的侯宽仁面对蓝营群众的压力，也说如果他办了马英九，可能会丧命。既面对长官和群众压力、也面对良心和职业尊严拷问的两位检察官，是不是代表着真正的司法解决将突破台湾的政治恩怨？“独立”是否将开始成为司法乃至媒体、知识分子的一种制度性确认和道德底线？

　　这场由人民、司法、媒体等为台湾共同酝酿的“茶杯里的风暴”—它虽不至于溢出台湾社会的边界，但足以使我们思考台湾未来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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