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为什么建议设立“公务１１０”？

　　新华社记者王炤坤、原碧霞

　　在山西省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政协委员王万杰提出，应当设立一个类似“110”的通用电话，让广大人民群众都来很便捷地监督公务员、监督权力的运行。

　　这位政协委员认为，设立便捷通用的监督电话，便于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民族信仰、不同人群记忆使用；便于人们随时随地举报；便于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监督。他的建议得到很多人赞同。

　　提起“110”，人们想到的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层是遇到暴力威胁，一层是急需他人救助。总之，是依靠自身力量无法保全或走出困境的呼救。王万杰说，“岗位责任制不落实，行为没有规范和约束力是目前公务员存在的最大问题。”

　　所以，设立“公务110”的建议提出并获得赞同，说明政府部门建设有限政府、责任政府，致力阳光政务和诚信政务的路还很长，不少方面距离人民群众的要求甚远；个别司法人员的腐败令人深恶痛绝，影响到司法公正。尤其是公检法队伍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一些枉法的执法者不是想着给百姓解决问题，而是肆意曲解法律、政策，钻空子、谋私利。

　　当法律和政策被人肆意歪曲，不能用来保护好人维持秩序，而是放纵坏人践踏正义时，保障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出了问题，当事人、受害者遇到的困境就不亚于直接的暴力威胁，甚至比单纯的暴力更具毁灭性。这时，确实需要“公务110”维护公正、主持公道，监督并惩处

　　设立“公务110”建议提出并获赞同，还说明当前对权力部门和公务员的监督成本过大、门槛太高，对违法行政、司法不公的处理尚显不力。从法理上讲，政府和公务员作为行政一方，与其所面对的行政相对人，通俗点说就是找机关办事的企业、单位和公民，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人民群众和社会怎样对权力部门或公务员进行监督，本身就要有制度成本、有一定门槛，加上一些地方和部门为了逃避监督主观设障，或者虚晃一枪、表演作秀，或者有举报无立案、有立案无查实、虎头蛇尾，在追究责任时“雷声大、雨点小”，社会和群众的监督成了聋人的耳朵——摆设，墙上的门帘——看似有门实则引人碰壁。久而久之，难免让群众失望、失信。这时候，就需要“公务110”出来为群众监督铺设一条便捷高效、通畅无阻的“绿色通道”。

　　当然，是否设立“公务110”有待商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政府和司法部门工作人员的公务行为，时时都能纳入人民群众的监督视野，并让人民群众能够真正行使监督权，就会促进机关工作人员自律、自醒，促进依法行政和司法公正，促进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