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前书记谈皇甫平评论：91南巡鲜为人知

　　《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这是“皇甫平”1991年正月初一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头版的评论的标题。它与随后发表的几篇评论一起构成了名振一时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一扫当时舆论上对改革开放欲言又止的沉闷气氛，激情、鲜明地歌唱改革，鼓动改革。

　　时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书记的周瑞金，正是当年“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日前他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透露，当年这组文章的基本精神正是脱胎于“1991年小平上海讲话”，而1991年小平同志的上海之行，几乎是1992年小平南巡的一次预演。从1991年上海讲话到92南巡，小平同志显示出无比的政治勇气与智慧，而这些正是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

　　鲜为人知的“91小南巡”

　　记者：你16年前那组“皇甫平系列评论”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推出的呢？

　　周瑞金：这组文章的创作与小平同志1991年在上海的讲话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基本上就是根据他那次在上海的春节讲话精神而写的。

　　小平同志从1986年开始，每年都来上海过春节。但以往他都是住在西郊宾馆里，深入简出，非常低调。1991年那次来上海过春节，小平同志跟前面几次不一样了，他频繁地走访工厂，参观企业，听取浦东开发区等各部门的情况汇报，而且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发表了很多新的有关改革开放的讲话。这一系列讲话后来被编成一份专门的材料，供上海市高层传阅。

　　当时的一位上海市领导有意叫我过去看这份材料，目的是让我了解一下小平同志的最新思想，因为我当时是《解放日报》的一把手。怎么处理，要不要写文章则要我自己把握。

　　材料中的一句话触动了我：“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

　　我当时就拍板决定，要为改革呼喊，宣传小平同志市场经济改革的最新思想。我在小年夜找齐三个人，经过集体讨论后就把第一篇文章写出来了。后来一发不可收，又连发了三篇。这些文章的基本调子没出1991年小平同志上海讲话，我们只是对某些内容作了补充。所以这组文章都署名“皇甫平”，意思是“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

　　记者：这组文章出来以后，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周瑞金：对，当时很多大报、大刊都对我们的文章进行了批评，当然也有不少人对我们的观点表示支持。

　　对这场争论我们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这与当时的大背景有关。东欧剧变后，全国舆论的中心都是反和平演变，报纸上对改革开放讲得很少，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徘徊期。

　　当时我迫切感到，我们的国家面临着一个非常危险的转折点，好不容易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历国内外风波之后，我们面临是继续改革开放，还是重提阶级斗争的问题。

　　当时有很多人写了文章，要求分清楚改革是社会主义改革还是资本主义改革，他们真正的用意是在反对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

　　当时改革派与反对派的争论非常激烈。

　　记者：后来还是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一锤定音？

　　周瑞金：整整一年时间，小平同志冷静地观察和思考了这场交锋。1992年春他老人家出山了。在南巡讲话中，他明确指出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他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解决了“姓社姓资”的困扰。

　　从1991年上海之行，到1992年南巡，小平同志表现出政治家的高度智慧。经过一年的争论，他等来了更成熟的时机。

　　1991年，他从改革中看出了问题所在，却没有直接走向前台，而是试探性地在上海小范围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为之做了一些宣传，不想反而引来那么多的批评，有些批评文章的矛头甚至针对整个改革的方向。在对这场争论进行充分的观察思考后，小平同志走到了前台。

　　他选择1992年春节这个时机南巡，是因为此时正好已经开始准备党的十四大，开始讨论如何进行人事安排，如何确定十四大报告的主题。在这个时候，他出来讲话就能够影响大局。在关键历史时刻，一锤定音，把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引领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上。

　　把握大时机大方向

　　记者：小平南巡后一时风平浪静，但最近两年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又起。

　　周瑞金：小平南巡讲话，用他的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一下子把争论压下去了，使改革的反对派们不敢再出来争论了，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南巡后的市场经济改革带来了15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也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变化与利益重新分配。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上出现了种种不和谐的现象。我们的改革之所以出现种种情况，深层原因是我们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两者形成巨大的反差。

　　目前，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讨论的声音不多，但这个问题有必要提上议事日程。为解决目前所遇到的问题，我们有必要认真讨论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怎么推行。我主张由易而难，在党的领导下先从政府行政体系改革开始，逐步强化政府科学的民主决策的体制。这一步一定要走出去，我们的改革是一个整体，必须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大改革相配套，这是我们建立

　　15年前，小平提出过“不争论”原则，是因为担心当时过分的争论会影响到改革的进程，因此想让基本理论问题慢点争论，先进行实践探索，先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搞起来再说。这实际上是把一些理论问题的解决延后了，但引起姓社姓资争论的那些问题还存在。我们下一步要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从理论层面上总结这些问题。

　　记者：现在回过头来看小平同志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经验，对我们有何借鉴作用？

　　周瑞金：小平同志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集中到一点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出发，高度智慧地选择改革时机，务实地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

　　15年前是个发展经济的大时机。如果我们当时不转向市场经济，我们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经济上的大发展。因此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要求放下争论，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

　　15年后的今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时机。当前改革中出现的很多新矛盾、新问题，都联系到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到位。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有新的政治体制相配套，在传统政治体制下，不可能使市场经济发展得很完善。

　　以前，我们的关键问题是找出市场经济这条道路；而现在，我们的关键问题是，完善市场经济道路需要政治体制改革配套。

　　其实在1985年之前，小平同志对政治体制改革谈的也较多，但前苏联发生变化后，让他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更加成熟，进一步认识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相当巨大，而当时我们的主要矛盾也不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专心发展市场经济，再依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反推政治体制改革。

　　小平同志给我们留下的有尚待解决的问题，也为我们留下了解决难题的钥匙。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把握住改革开放的大时机与大方向。本报记者：赵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