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伟大遗产：重温邓小平南巡谈话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以88岁的高龄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重要谈话。

　　南方日报载文重温了邓小平南巡的谈话。文章说，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标志着邓小平理论成熟的南方谈话，无疑是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思想文本之一，是邓小平留给后人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15年来波澜壮阔的实践，以及正在展开的伟大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南方谈话之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

　　文章说，15年间，

中国经济社会诸多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这种全方位、立体式变化正沿着历史和现实的逻辑继续向前发展。时隔15年重温南方谈话，我们依然能感受其质朴言辞的温度，触摸其深邃思想的质感。显然，今天的重温，不仅是表达对邓小平历史功绩的深切缅怀，以及对继承这份伟大遗产的再次强调。邓小平曾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50年、100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这个经典表述，同样适用于邓小平本人。在先驱的泽被下，现时的人们应当有所创造、有所发明，继续自觉担负起邓小平去世之后的历史使命。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只有在历史的、具体的语境中才能获得强大生命力

　　南方谈话通篇贯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同样始终贯穿于邓小平理论体系。

　　从学理上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可以自成命题。但这个命题不能自证其正确性，而须经实践丰富其内涵，增强其说服力。而实践的展开，从来就离不开具体的、历史的条件。

　　如果抛开历史语境，从文本主义的解读路径出发，我们就很难理解南方谈话中很多体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实践与论述。在今天看来，建特区、开股市、办

证券、搞市场经济，仿佛是理应如此之事；“发展才是硬道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道理，则是连中学生都知道的常识；而姓“社”姓“资”一类的争论，简直就是毫无意义的空谈。但倘若置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中，我们就会发现，南方谈话中对上述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本质、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要论述，非有巨大理论勇气者不能为，非有巨大政治勇气者更不能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同时具有实践性品格。而狭隘的文本主义者由于与生动具体的实践相悬隔，既不能开掘出思想文本的真实价值，也不能使思想文本所蕴涵的重要思想获得新的生命力。换言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生命力不仅需要过往的实践以支援，更需要崭新的实践以接续。否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很可能沦为抽象的教条和空洞的言说。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绝不是一个历史存在物或抽象存在物，而是一个具体生动的、感应时代要求的现时物。这一思想路线的检验标准，就是南方谈话中说到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思想尺规，以“三个有利于”为实践尺规，我们完全有理由、有信心来检讨小平逝世十年来具体改革举措的得失，明确未来改革的着力点。社会事业领域里的一些改革，是否有过度市场化之弊？是否符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改革行进到今天，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政府改革业已成为改革的中心环节，那么，推进政府改革，是否已成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目标物件与现时课题？怎样推进政府改革，才有可能被实践证明是合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

　　二、以生动有力的持续实践，不断激发与彰显社会主义的本质力量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南方谈话的核心思想。可以说，南方谈话是围绕社会主义本质以及如何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展开的。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如此精辟阐述者，迄今并无第二人。

　　

和谐社会理论以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无疑丰富深化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同时也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既是基于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社会实践的高度概括，也为现时乃至未来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四个大字，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首码，而是一切社会实践展开的质的规定和价值指向。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这些认识与实践都是为了激发与彰显社会主义的本质力量。而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更是为了激发与彰显社会主义的本质力量。

　　从生产力的角度看，我们已经破除了不少形态不一的障碍，生产力获得了极大解放和发展，创造了世界瞩目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奇迹。我们也可以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的目标已基本实现。然而，我们的人均GDP世界排名在第100多位，现实中还有一些体制、机制性障碍有待破除，甚至出现了既得利益者成为改革阻力的迹象，具体改革举措摇摆反复、进退失据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因此，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远未完成。

　　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共同富裕之路还很漫长。邓小平设想在上世纪末突出提出和解决地区差距的问题，我们也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战略，但实际效果与良好预期还有不小差距。在收入分配、社会福利、权利享有等诸多方面，不仅有地区间差异，也有城乡间差距、行业间差距、群体间差距，个别差距甚至呈现继续拉大的态势。从先富到共富的社会主义之路，愈见其任重而道远。

　　社会主义的本质，其力量不源自其高自标树或言辞魅惑，而源自其生动有力的实践和有说服力的实践成果。邓小平坚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更以生动具体的实践成果使广大人民感到不是离社会主义越远而是越近，普遍建立起对社会主义的信心。继续以生动有力的实践，激发广大人民投身改革发展实践的热情并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在不断完善的历史进程中焕发出巨大的本质力量。

　　三、成败得失系于两个“关键”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用较大篇幅论述了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概括起来，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得失，系于两个“关键”，一个是“关键在党”，一个是“关键在人”。这里所说的“关键在人”，应是特指共产党人。对于一个有着7000多万名党员的执政党来说，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如何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使选人用人机制更好地贯彻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的理念；如何把反腐倡廉工作进一步引向深入，从而有效地改善人民对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继续好转的预期，无疑都是极端重要的现实课题。

　　近些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但面临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反腐要保持高压态势，反腐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一些方面，比如领导干部的作风特别是生活作风等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颇为严重。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不是小事，更不是“小节”，而是“关键在党”与“关键在人”的重要内涵与有机构成，关乎领导干部究竟以什么样的形象发挥什么样的“关键”作用，关乎世道人心和社会风气。

　　南方谈话中也指陈了一种与领导干部作风相关的现象，“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

　　我们在反对形式主义方面，有些做得比较好，有些成效不显着，更有甚者，形式主义的幽灵找到了新的载体，得以花样翻新，“形象工程”(这是工程的形式主义)、“官出数位、数位出官”(这是政绩的形式主义)便是其着例。实践证明，形式主义是个大祸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不可能建立在形式主义之上。有效解决邓小平15年前提出的形式主义问题，应当成为现时人们的紧迫使命；否则，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不可能取得明显进步，甚至将成为瓦解两个“关键”正面效应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