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子：社会完全没有必要歧视人的相貌

　　秋子：我无法默认这个现实。我认为社会完全没有必要歧视一个人的相貌。古话就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古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为什么社会发展到现在还有这么落后的思想？

　　新京报：你不知道有相貌歧视吗？

　　秋子：现在知道了！

　　新京报：为什么是你来反击相貌歧视？

　　秋子：这可能与我的经历有关。大一第二学期开始，我就在一些艾滋病防治和救助机构做志愿者，一直在呼吁平等对待艾滋病感染者、消除歧视。我深深的知道，人与人都是平等的，每一个受到歧视的人都应该勇敢地反击歧视。

　　那时我是在为艾滋病人和艾滋

　　新京报：身边的朋友支持你吗？

　　秋子：我的想法得到了我在艾滋病公益领域的朋友们的一致支持。大家都鼓励我勇敢的面对这一次的遭遇，帮我进行法律分析，帮我收集整理证据。

　　四川大学法学院的博导周伟教授听说了我的遭遇之后，也表示将义务地为我代理诉讼。他已经先派自己的助手来和我一起维权。

　　新京报：你这次的行动，家里人支持吗？

　　秋子：爸爸妈妈没有过多询问。他们只是叮嘱我路上小心。

　　新京报：你是不是很看重这份工作，所以才要打这场官司？

　　秋子：我虽然很爱这个工作，但是即使官司打赢了，也不可能再去了。我不能排除他们今后给我小鞋穿。

　　其实，我之前也有一份工作。我妈妈在中学当老师，爸爸在教委工作。2006年，我快毕业时，家里为我安排了在一所小学当老师，我放弃了。

　　新京报：为什么放弃？

　　秋子：主要是想趁年轻出去闯闯。

　　我从不自认是丑八怪

　　新京报：你的名字很漂亮，秋子是真实姓名吗？

　　秋子：（笑）谢谢，这是我的真实姓名。我给媒体提供了我的身份证复印件。我原名叫庆玲秋子，“庆”是爸爸的名字，“玲”是妈妈的名字。初中时填表，因为只有三个字的空格，老师硬让我把名字去掉一个字，去掉一个字不好听，我就去掉了两个字，叫秋子。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美和丑？

　　秋子：美还包含一个人内在的东西。

　　新京报：这也是你一直在追求的东西？

　　秋子：是的，我在不断学习。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你的相貌？

　　秋子：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丑八怪。也许，我算一个普通人。

　　新京报：在相貌上，你觉得自己和别人有不同吗？

　　秋子：可能是我的头比常人要大一些吧。平时不怎么看得出来，但和别人合影时就比较明显。

　　我爸妈说，我出生的时候是个“死”婴，经过紧急抢救才发出了第一声哭声。由于我患有先天性脑积水，所以自我出生起，我的头就比一般人大。

　　那时医生说我都活不到17岁。1998年，我做了一次风险极高的开颅手术。从那时起，脑积水病情逐渐稳定了下来。

　　新京报：你很自信坦然。

　　秋子：我爸妈从小就教我正视自己，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妈妈从小就培养我的自信。小时候她经常带我看电影《出水芙蓉》，然后让我学电影里面的经典台词，大声说，“我很美，大家都爱我”。

　　新京报：生活中，你确实感到大家都爱你吗？

　　秋子：我性格很开朗，大家都愿意和我交往。我和过去同学的关系都很好，这次我去上海打官司，朋友为我捐了钱，还有同学专门请假到车站给我送行。

　　新京报：现在还说这句话吗？比如对我们的读者。

　　秋子：（笑）当然可以，“我很美，大家都爱我”。

　　这是一种建立自信的方式，在西方的教育中很常见。

　　我上初中也经常这样对自己说。不过，出了这件事以后，我已经改说“我能行”，这些天我常常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能行”。

　　最坏结果是没人敢用我

　　新京报：为什么一定要打官司呢？有没有试过别的解决方法？

　　秋子：这几天昂立那边有人找到我们希望私下和解，但我拒绝了。

　　新京报：为什么？

　　秋子：私下里我不能要他们的钱。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一切只有法庭上见。我打这个官司，并不仅仅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我希望社会意识到歧视的存在，希望今后遇到这类歧视的人能勇敢反击。

　　新京报：你提出了哪些诉讼请求？

　　秋子：我要求他们赔付1万元的违约金，这是合同里面约定了的，还有5万元的精神损失费。

　　新京报：你有依据吗？

　　秋子：这些歧视对我造成了很大的精神损害。虽然现在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一个月了，但是它的阴影在我的脑海里却怎么都挥之不去。

　　新京报：对官司很有信心？

　　秋子：我知道这样的官司很难打。我过去帮助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毒携带者、乙肝患者维权有类似的经验。但不管输赢，我想对社会都是有意义的。

　　新京报：打这样的官司，你不担心后果吗？

　　秋子：最坏的结果就是今后没有用人单位敢录用我。如果这样，我就做一辈子的公益事业。

　　我有一个理想，今后创办自己的NGO，专门做反歧视的工作。

　　新京报：你希望自己的官司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

　　秋子：当今社会中，不光是存在相貌歧视，还有例如艾滋病歧视、乙肝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地域歧视等各种各样的歧视。许多人像我一样遭遇过歧视，大多数人都忍气吞声承受这种伤害，我希望我这次的行动能够使全社会关注歧视现象对人的严重伤害，使得更多受到歧视伤害的人能够意识到自己有平等的权利，有对歧视说“不”的权利！

　　□本报记者 杨万国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