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平民化的健康之道

　　邓小平是一代伟人，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这些伟大的功绩与他健康的体魄是直接相关的。他活到90多岁高龄，而且一生健康，直到晚年仍然活动自如、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他为什么能如此高寿并能始终保持健康呢？这是因为他有一套平民化的健体强身之法。我们特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冯光宏编著的《邓小平平民化的健康之道》中选取了部分精彩内容以飨读者，并纪念这位伟人。同时，我们也相信小平同志的健康之道可以为广大读者所借鉴，从而有助于更多人增进健康和延年益寿。

　　精神乐观

　　“乐观者长寿”，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养生格言。据调查，8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96%%是乐观的、富有人生乐趣的。现代科学研究也认为，保持乐观的精神状态对人体是十分有益的。

　　著名传记作者索尔兹伯里曾说：“邓小平的东山再起，其离奇变幻，即使通查中国的典籍也找不出第二件。”是的，邓小平传奇式的一生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件。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与外宾会谈中曾经沉重而又自信地指出：“我是三落三起。”在另一个场合他曾说：“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

　　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位小个子如此执著，如此顽强，如此不可思议呢？邓小平喜欢这句格言：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正是由于这种乐观主义精神，才使邓小平总是保持乐观豁达，保持身心健康。

　　1933年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后，被派到乐安县南村当巡视员，中共乐安县委书记胡嘉宾和少共县委书记李书斌特地去看望他。邓小平虽然被免去了职务，但他们还将他当首长看待，一见面就问：“首长身体可好？”

　　邓小平操四川口音说：“啥子首长，同志们好，大家都好。”

　　当他们说：“这里条件很差，请首长……”

　　不等他们说完，邓小平便毫不介意地挥挥手说：“南村区的6月风和日丽，这里是个好地方，我在这里一切很好。”充满豪爽、乐观的精神，一点看不出他是一个刚刚受过打击，被贬斥的人。

　　当谈到自己受“左”倾领导者打击一事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革命哪能一帆风顺呢？”

　　1969年邓小平被发配到江西劳动，他要在这里呆多久，工人们不知道，管制他的人不知道，连邓小平自己也不知道。面对骨肉分离，吉凶未卜，面对这似乎是不知所终的“无期徒刑”，他从不发牢骚，从不唉声叹气，而是泰然处之，加紧锻炼，保持身心健康。

　　他喜欢游泳，但当时没有条件了，只好从实际出发。他每天要走1万步，周日也要走七八千步。这对于一个65岁的老人来说，也不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但走路可以全身运动，增加血液循环，增强新陈代谢。走路的运动量可以自我掌握，不会导致疲劳受伤。

　　“凡事都要乐观些。”这就是邓小平的长寿之道。

　　这就是有着坚定信念和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邓小平。

　　开朗

幽默

　　邓小平是一个极开朗的人，又是一个极富幽默感的人。

　　邓小平的幽默又是具有邓小平特色的。

　　全面整顿工作开始后，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邓小平在领导干部中突出地强调要有敢于斗争、不怕打倒的精神，在派性面前要敢批、敢斗、敢捅“马蜂窝”。他幽默地说自己是维吾尔族姑娘，“头上辫子多”，不怕人家“抓辫子”，以此鼓励干部打消顾虑，敢于斗争，置个人安危荣辱于脑后。

　　邓小平不仅如此，在外国人面前，他仍然是个开朗达观的人，说话幽默风趣。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在出席“西欧式”记者招待会时，很自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据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也是邓小平本人出访时首次公开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在众多电视摄像机和照相机的聚焦中，邓小平镇定自若地简要介绍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意义、反霸问题和中国的内外政策，随后，他摊开双手，幽默地说：“如果我的回答有错误，请大家批评。”

　　一句话，使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时事社记者率先“发难”：“在刚才的讲话中，您说有霸权主义存在，就有世界大战的危险。不过，我国采取全方位外交，同所有国家友好相处。你以为两国对世界形势的认识有没有分歧呢？”

　　日本政府对于反霸问题一直采取不明朗的态度。在福田首相举行的正式欢迎宴会上，邓小平只是含蓄地谈到中日联合反霸的话。现在，日本记者既然在这种场合挑破了这个话题，邓小平也就不客气、毫不掩饰地表了态：

　　“反对霸权主义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核心。因为我们要和平友好，谋求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谋求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不反霸是不行的。”“按照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包含的意义来说，我想，如果有人把霸权强加在日本头上，恐怕日本人民也不会赞成。”

　　一席话，情真意切，语重心长，说得这位日本记者口服心服，连连点头称是。

　　记者们个个都是提问尖刻、不留情面的，接着又提出了“尖阁列岛”的归属问题。

　　“尖阁列岛”，中国称“

钓鱼岛”，是甲午战争后被割让给日本的台湾省附属岛屿，自古属中国领土。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为了不使该岛归属问题成为中日关系之间的障碍，

周恩来曾对当时的田中首相表示过：“现在还是不要讨论，地图上又没有标，出了石油就成了问题了。”对此，日方也表示同意。长期以来，日本某些势力妄图在这个问题上找茬儿，制造是非，以此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而日本政府也觉得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因此，当日本记者提出这一敏感的困难问题时，会场刹那间紧张起来，大家都屏住呼吸，等着看邓小平怎样回答。

　　邓小平显得非常镇定，他神态自若地说：“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

　　接着，邓小平顿了顿，“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10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总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会场上又恢复了轻松的气氛，众人怎么也想不到邓小平竟把许多国家多年来一直大动干戈的领土归属问题以如此容易、如此巧妙的中国方式给“解决”了。

　　邓小平一生达观开朗，不因困难而郁闷。幽默风趣，不因挫折而悲观。所以他精神快乐，对疾病的抵御力也强，生命也更充满活力。

　　仁者寿高

　　邓小平一生清正廉洁，作风简朴，真正是人民的公仆。心中无私念，杂念，道德修养高尚，因而健康高寿。邓小平始终保持普通党员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从来不要别人或下级给他的任何特殊照顾。

　　在战争年代，他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与干部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师后，红一军团政治部驻扎在甘肃固原县七营镇，这时邓小平担任政治部副主任。战争年代的部队不同于和平时期，随时都要执行作战任务，为了便于行军和转移，不宜库存更多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一般都只带三五天的粮食在身边，部队的生活所需，全靠临时筹措。邓小平所在的政治部，也经常发动干部战士到几十里以外的后山里去背粮食。

　　有一次，政治部的全体干部战士接到去后山里背粮食的命令，正要出发时，邓小平也赶到了。大家心里都明白，邓副主任又要同我们一起去背粮食，便纷纷议论开了。

　　有的说：“邓副主任没有一点架子，一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有的说：“邓副主任，你工作太忙，就别去了吧。”邓小平听了这些议论和劝阻，风趣地对大家说：“命令是我下的，我能不带头执行？要吃饭，就得干……”

　　邓小平边说边挤进了队伍之中，同政治部的全体官兵一起出发了。

　　邓小平这种身先士卒，为人表率的行动，深深地感动着政治部的每个干部战士。

　　新中国成立后，他仍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不做脱离群众的事。比如：邓小平从15岁考入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离开广安，70多年一直没有回过他的故乡。像他这种情况在中国的高层领导干部中还是不多的。如果说战争年代没有条件回去，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应该说有这种条件了，但他也没有回到他的故乡去看看。邓小平70多年一次没有回去看过他的家乡，是他缺乏故土之情吗？是他不关心家乡的建设和家乡的父老乡亲吗？人们都在想，邓小平不会是这种人，他不会忘记养育过他的那块土地，不会不想家乡的人民。然而，究竟是为什么呢？人们都在猜这个谜。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为大家把这个谜底揭开了：

　　“父亲自己不回老家，也不许我们回去。他说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骚扰地方。”

　　邓小平在广安的故居，是按当地农村传统风格建造的灰色木结构瓦房，比较简陋。当有人问到邓小平如何处理他的旧居时，他回答说：“照现在样子原封不动，让乡亲们继续住在那里。”

　　邓小平对子女的要求特别严格，经常教育子女要模范地遵纪守法，不能利用他的特殊地位搞特权、谋私利。邓小平从来不让子女参与他的政事，也从来不向孩子们透露党和国家的重大机密或正在议论而尚未出台的重大措施等信息新闻，并不让子女向他打听。他总是要求子女加强组织纪律观念，不能乱说乱讲。

　　邓小平不是见风使舵的人，在各种意见众说纷纭的情况下，他不察言观色，人云亦云，更不口是心非，投机取巧，搞两面派行为。因而，他对一些重大问题、重大事件的处理和解决，总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有位哲人说过：“人生真正的快乐不在于占有，而在于你的存在对社会的价值。”我们这里说，“仁者寿高”，是有理论根据的。仁者爱人，则心无私欲，胸怀坦荡，人际关系融洽，人生活在称心如意的气氛之中，心情轻松；仁者爱人，则乐于助人，以奉献作为价值的取向，从帮助别人中获得快乐，心情舒畅。帮助别人获得的快乐，是最令人愉悦的。可以说，“仁”———仁爱之心是许多养生要素的基石。

　　邓小平道德高尚、艰苦朴素、不图享受、光明磊落、公道正派，所以他心中坦荡荡，与人相处和谐愉快。所谓仁者寿高，此乃健康一大秘诀也。

　　情绪调节

　　毛毛《在江西的日子里》这样描述：“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与彷徨。”

　　邓小平在遇到困难时，并不消沉丧气，无所事事，而是用实际工作，来调节生活，始终保持着乐观情绪。

　　在蒙冤受屈的时候，他喜欢干的事是，一读书，二劳动。他用读书和劳动陶冶精神，充实生活，坚定信念，摆脱自己恶劣的心境。

　　1969年，邓小平离开北京的时候，把这次谪居生涯视作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经过批准，邓小平带去了他的几乎全部的藏书。在谪居的日子里，邓小平抓住时机，勤于攻读，平日里难得这样充裕的读书时间，这会儿有了。他每天半天劳动，其余时间除了散步以外，大多都在读书，他常常读书至深夜。

　　在江西的几年中，他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对邓小平来说，能有时间坐下来读书，确是难得的机会。在学习之余，他还常与家人谈历史典故，议论书中精辟之处。从中推演、探寻社会发展和世事兴替的规律。

　　热爱劳动是革命者的本色。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就在江西的一个村中劳动，开荒挥锄，每天忍饥挨饿，一干就是一整天。

　　就在接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调他去工作的命令的那一天，他还在荒岗上干得大汗淋漓。接到命令，他二话没说，立即打点行李出发，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雷厉风行的作风。

　　无独有偶，第二次被打倒，他再次被“发配”到江西。对邓小平来说，能够脱离北京那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能干一点事，无疑是十分高兴的。尤其是在工厂，干的还是钳工活，就更高兴了。那曾是近50年前在法国时他干得十分熟练的活儿。时隔多年，他干起钳工活来，还是那么认真、熟练。

　　如果说工厂劳动还属于“监督改造”性质，那么，邓小平在自己家中的劳动就完全属于调节生活了。邓小平和家人在庭院里拓出一片不小的菜地，种上白菜、辣椒、丝瓜等各色菜蔬。自有了这一片菜地，邓小平每日总要抓紧时间在园中劳作，挖土、施肥、浇水、锄草，常常干得大汗淋漓，忙得不亦乐乎。在邓小平和家人的精心耕耘下，在砂石地上开出的菜园果然郁郁葱葱，果实累累，采之不尽。这既增添了生活情趣，又补充了生活所需。在没有工资，只发一点生活费的时候，也确是对生活的一种补充。

　　在三年时间里，邓小平或每天劳作于工厂，或躬耕于田园，他开玩笑说，此次下放等于上了一次劳动大学。

　　邓小平重返北京后，原中央统战部部长童小鹏去看他，邓小平说他在江西南昌新建县时，上午监督劳动，下午即在家搞家务、种蔬菜。邓小平说自己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学会了做馒头，发得很松。童小鹏则说自己在“五七”干校当“猪倌”，学会了给母猪接生的技术。说罢，两人相视大笑。在严酷的劳动中，他们都以乐观的精神度过了这压抑的日日夜夜。

　　挫折和困难，是人生的磨砺石，但如果没有乐观的精神，人就会在磨砺石上被磨光了棱角，有的则可能经不起磨砺，或沉沦、或颓唐，成为一具行尸走肉。而有了乐观精神，虽不一定能战胜挫折和困难，但却一定能渡过这重重难关，并从挫折和困难中获得许多教益，磨砺成一个坚强而更加成熟的人。

　　摘自《邓小平平民化的健康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