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那个悲伤夜晚 伟人邓小平的最后时刻

　　

2004年，在上海一个展览馆中，一位小朋友静静地站在邓小平同志的画像前。资料图片小平晚年生活照。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同志与世长辞，转眼已快十年时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他超凡的勇气与谋略，带领这个国家，史无前例地开启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变革。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和平崛起，也在近年来为整个世界所瞩目。在此时代背景下，我们更要借此机会，深切缅怀邓小平同志。

　　[激情与宁静]

　　邓小平的最后五年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米粮库胡同3号，一座青砖灰瓦、绿荫满庭的两进院落里，1992年后，邓小平不再工作了。在新华社的报道中，这个院落充满了自然界的气息:“果实累累的

石榴，层层叠叠掩映着轩窗明亮的二层小楼。院子中央小小的莲花池里，夏莲正开得姹紫嫣红。池中太湖石上流水潺潺，半空枝叶间，间或可闻啾啾鸟鸣。”

　　在这一阶段，邓小平的身体已经变得衰弱了。在晚年，邓小平睡前经常看

武侠小说作消遣，但与很多人的印象相反，他对这种读物评价并不高。“武侠小说最大的好处就是看了记不住，下次还可以再看，根本不过脑子。”他对女儿邓榕说。

　　邓小平最后3年的生活在《邓小平年谱》中仅有8页记录。他的日常生活太规律了，太普通了。女儿邓林曾说，她给了自己一个电视纪录片的命题，拍“邓小平的一天”，但尝试了几次之后就放弃了。“你想找一个戏剧性的画面，找一个特别有情趣的镜头，找不着。”她说。

　　邓小平仍在吸烟。像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人迈克·华莱士发现的那样，他吸的是一种过滤嘴比烟体还要长的特制香烟。以前在接受著名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时，他也吸烟，还使用痰盂。法拉奇却对他印象颇佳。相比之下，很多外国元首尽管彬彬有礼、笑容可掬，却不能博得她的好感。“他愿意接受非常尖锐、非常深的问题。”钱其琛回忆说。正是各种具备挑战性的问题，为世界留下了更多的、更真实的关于邓小平的记忆。

　　邓小平退休后，试图真正地做回平民，就像“南巡”接近尾声时在上海那样。那天是元宵节，他兴致盎然决心去“买点儿东西”。身边人员为他选择了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他借了10块钱，给孙辈的萌萌和羊羊买了铅笔和橡皮。这次经历让他觉得有趣。回来后女儿邓林问:“老爷子你今天逛了商店，看见什么了?”“就看见人了，”他说，“以后再不去了，扰民。”

　　这年夏天，邓小平最后一次在大海中游泳。在北戴河，他一共下海8次，每次游泳约45分钟。护士试图用玩笑式的口吻约束他:“今天下海咱们表现好一点，少游一会儿，明天就还能批准咱们再游。好吗?”但是邓小平不受别人控制，“好不容易才下去一趟，我才不呢。”他说。

　　[谦逊与坚强]

　　病中老人最后一程

　　1996年12月12日，邓小平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起床。对这位生活规律的老人来说，这样的例外绝少发生。虽然也有先例，比如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期间，熬夜看球。但保健医生发现这次情况不妙。老人咳嗽不止，不能畅快呼吸，不能下咽食物。身边的医生已不能应付局面，只好把邓小平送进医院。

　　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楼的顶层，元旦那天，下了雪，老人躺在沙发上看完《新闻联播》后，仍有兴致地欣赏其后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邓小平》，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随身医护人员黄琳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边，把电视里面那些话一句句重复出来，黄忽然感到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羞涩。“那部片子我参与了创作，话语非常平实，但小平同志仍然对偶尔描述他功绩的句子感到不好意思。”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副主任刘金田说。

　　老人从早到晚陷入疾病的折磨中。黄琳曾见过这样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会呻吟，有些人会叫喊，可“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黄琳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专家说:“由于帕金森病影响他咳嗽，影响他吃东西，再后来就是呼吸的问题了。”

　　据透露，小平病重期间，他的家属与他一样，一点特殊要求都没有，不干涉医护小组的方案，小组完全自己做主。当然，每一套方案实施前，医疗组还是要请家属签字，家属只是履行手续，对医疗组特别信任、放心。医护人员看到邓小平痛苦的样子特别难受，脸上难免露出愁容，老人会说那么发愁干嘛，高兴起来。

　　1997年2月19日傍晚6点多，邓小平的病情出现异常。老人的呼吸功能已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呼吸。到晚上9点08分，医疗组组长、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陶寿淇与301医院副院长牟善初正式宣布“停止抢救”。眼睁睁地看到一直与自己形影不离的首长离开这个世界，在场的医护人员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

　　这个晚上，恒温病房内依旧温暖如春，窗外的冰雪却是一派北国气象，老人在这里走完他最后的历程。刘金田透露，小平在最后的日子里思维清晰，但他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那段时间，老人有时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黄琳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病入膏肓，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可他只是淡淡地说:“该说的都说过了。”

　　[感受与经历]

　　消息传来心里一震

　　2月2日，原国家主席杨尚昆之子、曾贴身拍摄了邓小平12年的杨绍明向记者讲述了小平逝世前后的感受与经历。杨绍明现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十年前的这个时候，我父亲已到南方去了，那次选择了海南三亚。我们是在海南岛上听到小平同志逝世的消息，是秘书传达的，说中央通知，小平同志去世了。父亲马上说，我们立即飞回北京去!那应该是中午，还来得及飞回去。但碰巧，空军说有个零件出毛病了，今天不能飞。我父亲就说，“今天不能飞明天飞，你们今天必须把它修好。”

　　然后我父亲就让秘书了解情况，什么时候进行遗体告别。后来就听父亲很焦急地说:“唉呀，赶不上，赶不上见小平同志最后一面。不应该错过这个机会的。”

　　我父亲对小平逝世是很难过的。小平回中央工作后，因为和我父亲都是四川老乡，经常串门，一起吃

川菜，看电影什么的。我趁机也拍了不少他的照片，有时候他们家合影，也叫我过去拍。

　　对于小平的身体状况尽管有心理准备，但听到小平去世的消息，我们还是心里一震，觉得很突然、很意外，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哎呀!”

　　小平同志的生日是8月22日，每一年父亲都要给他送花篮，送些表示心意的礼物。到1996年小平同志生病时，礼物就没有送成。我父亲曾表达过一个愿望，希望见见小平同志，但因种种原因，也没见到。到小平逝世，父亲还是想，不管怎样，要见见他。

　　第二天(2月21日)，飞机没问题了，我们飞回北京。回北京以后，说遗体告别举行完了，父亲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就跟我说，“小二啊，我们要给小平同志送个花圈，就送到他家里去，一定要慰问一下卓琳阿姨。”

　　我和毛毛关系很好，每次她来，她都喊我爸爸叫杨爸爸，她从小和我妹妹是好朋友，我和邓家的孩子都很熟。这个花圈是我去办的，我们用放有营养液的泰国白兰花作成花圈，很新鲜。挽联是父亲亲手写的:小平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最后落款是:尚昆率子女敬挽。他先在报纸上练好，才写上。

　　25日开追悼会，父亲说要选一套最庄重的衣服，最后穿的是西装。追悼会那天，父亲站在最前面。

　　那一天，我们也很担心，父亲这几天老是想着小平去世这件事，心情很悲痛，追悼会又要站很长时间，就告诉警卫员要好好保护首长。警卫员回来说，首长根本不让“保护”。我父亲1998年去世的时候，一向很少出门的卓琳来到灵堂，坐了许久没有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