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最后时刻：他在春天平静离去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同志与世长辞，转眼已整整十年时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他超凡的勇气与谋略，带领这个国家，史无前例地开启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变革。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和平崛起，也在近年来为整个世界所瞩目。

　　在小平离开我们的十年时间里，改革沿着他所开辟的方向继续前进，中国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特大洪水、非典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社会也保持稳定，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在这十年时间里，改革开始进入攻坚阶段，如何在复杂格局下继续推进改革，我们要实行什么样的改革，如何缩小贫富差距、让更广大民众享受到改革成果以及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难题，也横亘在中国面前，需要改革者更好地思考与应对。

　　在此时代背景下，我们更要借此机会，深刻地缅怀邓小平同志。通过对邓小平理论的思想与精髓、改革气魄与谋略的缅怀，更有智慧与策略、更强有力地推进改革的纵深发展与

和谐社会的建立，走向现代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如此，中华民族自一百多年来生生不息的富民强国的复兴之路，一定是可以期待的。

　　最后时刻老人走得很平静

　　这时正是新年和春节之交，一年之计在于春，党和国家领导人事务繁忙。这期间，政治局委员们接到通报说小平同志病情稳定，不会有什么大事，大家有事可以去办了。进入2月，人们敏感地注意到，那些已经出京的领导人，全都缩短行程，匆匆赶回京城。

　　1996年12月12日，邓小平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起床。对这位生活规律的老人来说，这样的例外绝少发生。

　　虽然也有先例，比如1990年

意大利

世界杯期间，熬夜看球。但保健医生发现这次情况不妙。老人咳嗽不止，不能畅快呼吸，不能下咽食物。身边的医生已不能应付局面，只好把邓小平送进医院。

　　让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副主任刘金田至今仍感到安慰的是，他们参与创作的系列纪录片《邓小平》成为老人有生之年看到的最后一部电视片。

　　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楼的顶层，元旦那天，下了雪，老人躺在沙发上看完《新闻联播》后，仍有兴致地欣赏其后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随身医护人员黄琳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边，把电视里面那些话一句句重复出来，黄忽然感到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羞涩。

　　“那部片子我参与了创作，话语非常平实，小平同志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我们也不试图神化他，但小平同志仍然对我们偶尔描述他功绩的句子感到不好意思。”刘金田说。

　　这时正是新年和春节之交，一年之计在于春，党和国家领导人事务繁忙。这期间，政治局委员们接到通报说小平同志病情稳定，不会有什么大事，大家有事可以去办了。

　　进入2月，人们敏感地注意到，那些已经出京的领导人，全都缩短行程，匆匆赶回京城。

　　春节期间，回老家过年的刘金田接到上级电话，“说小平同志不行了，要求我立即回京。”接到电话的还有刘的其他同事。几天时间内，他们完成了《悼词》、《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邓小平伟大光辉的一生》三个文件。

　　老人从早到晚陷入疾病的折磨中。黄琳曾见过这样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会呻吟，有些人会叫喊，可“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

　　采访过多位邓小平医生的研究者余玮说，那些医护人员便是小平临终时刻的见证者，他们所见证的是一个平民化的小平。

　　医护人员看到邓小平痛苦的样子特别难受，脸上难免露出愁容，老人会说那么发愁干嘛，高兴起来。

　　1997年2月19日傍晚6点多，邓小平的病情出现异常。老人的呼吸功能已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呼吸。

　　到晚上9点08分，当医疗组认定已回天无术时，医疗组组长、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陶寿淇与301医院副院长牟善初正式宣布“停止抢救”。眼睁睁地看到一直与自己形影不离的首长离开这个世界，在场的医护人员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

　　这个晚上，恒温病房内依旧温暖如春，窗外的冰雪却是一派北国气象，老人在这里走完他最后的历程。

　　平稳过渡没留下任何遗言

　　邓小平生前再三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邓小平逝世后，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担心的“过渡危机”。实际上，邓小平主动从政治舞台淡出以后，很平稳地完成了新老交替。

　　他相信已完成第二代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成功地实现了1985年接受迈克·华莱士采访时的承诺：如果我在去世前退休，这会有助于实现现行政策的连续性。

　　和毛泽东离世那种撕心裂肺的场景相比，邓小平离世给社会带来的震动要小得多，这是后人在总结这段历史时，经常提及的，而这正是他自己的希望，也是他晚年多种努力的结果。

　　邓小平生前再三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2·19”距香港回归日只剩131天。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20日早上悲痛地表示，“一国两制”概念创造者无法亲眼目睹香港回归，他感到十分难过及悲痛。

　　刘金田透露，小平在最后的日子里思维清晰，但他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那段时间，老人有时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

　　黄琳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病入膏肓，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黄琳这样想。

　　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只是淡淡地说：“该说的都说过了。”

　　“南方讲话就是邓小平最后的政治嘱托。大局已定之后，他就不再过问什么了。”刘金田说。

　　平静告别

　　在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逝世及其追悼活动往往超越一个人的逝世本身，这种“超越”在历史上多次发生，比如周恩来和胡耀邦逝世后的情形。

　　当一辆饰有黄黑两色绸带的白色灵车开上长安街时，尽管从位于五棵松的301医院到八宝山只有2500米，但挤满了首都各界人士和从各地赶来的10多万人民群众。

　　有几个年轻人竖起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再道一声：小平您好。”很多人想起了1976年的1月15日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动人情景。

　　“跟当年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感觉和情绪有一些相似，很悲痛。”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刘忠德回忆说。

　　事实上，当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0天之后，1月19日，邓小平的大头像首次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色调极为暗淡。封面左下角注明：“周恩来的继承人：邓小平”。

　　1997年3月3日，《时代》创刊74周年之际，邓小平第8次登上它的封面，只是，这次他看不见一个轮回后外界对后来者的期盼：《下一个中国：邓的继任者能否把中国变成一个为世界所接受或喜欢的超级大国？》

　　3月3日出版的《时代》周刊在《告读者信》中称，能够两次当选该刊“年度风云人物”的，只有丘吉尔、艾森豪威尔等少数几位世界领导人，小平就位列其中。

　　在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逝世及其追悼活动往往超越一个人的逝世本身，这种“超越”在历史上多次发生，比如周恩来和胡耀邦逝世后的情形。

　　2月20日，新华社发表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公告》和《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

　　其形式级别和毛泽东主席同格。但没有像1976年那样发布《全国各地举行追悼仪式的通知》、《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陆海空3军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和《中央委员会给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的紧急电报》等文件。

　　一位新华社资深记者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我下楼上班时，电梯服务员很平静地说：‘小平走了。’上班的路上很平静。我用从业30多年记者的眼光和敏感，在沿途搜索当年毛泽东逝世时的情景，没有找到一丝一毫和21年前9月9日相重复的痕迹。”

　　20日凌晨4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第一时间上街采访，其时只有农贸批发市场人头攒动，忙于买卖的人们从记者口中得知这一不幸，一位卖菜的农村妇女用纯朴的语言反映出人们对邓小平的感情：“要不是小平，俺们现在哪能卖菜挣钱哪！”

　　记者继而问她：“那你担心不担心邓小平逝世会影响现在的政策呢？”

　　“我不担心，改革开放都快二十年了，变不回去了，要变也是往好了变，你说呢？”

　　在广东深圳深南大道上邓小平的巨幅照片前，很多市民、企业人士自发地献花圈、默哀，悼念邓小平，一时比较拥堵。

　　深圳市公安局因此开了一个维持悼念现场秩序的会，当时的公安局长在会上说，我们讲清楚了，这是悼念小平同志的活动，是群众自发的，民警维持秩序的时候一定要以礼相待。

　　全球吊唁联合国降半旗

　　邓小平逝世时只是一位普通中国公民，退休后，他惟一的头衔是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一位普通公民逝世，全世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政要发来唁电，联合国降半旗，在此期间国际很多重大会议都为他默哀。这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情况。

　　邓小平是20世纪后期，对人类世界影响最大的几个人物之一，世界各国领导人，无论其处于何种集团或者属于何种意识形态，对他逝世的反映确认了这一点：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在一项声明中说：“在国际社会，他将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和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的主要设计师而受到人们的怀念。”

　　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同马萨诸塞州的政界领导人，在东波士顿的一家餐馆里得到邓逝世消息。他的第一句话是：“邓小平是过去20年里世界舞台上的杰出人物。”

　　在克里姆林宫，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说：“他是使伟大而古老的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改革的宣告者和设计师。”

　　1989年5月曾访华的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于当地时间19日晚，在莫斯科发表悼念谈话。他认为，邓小平是“中国的改革之父”。

　　法国总统希拉克称邓小平是“他的国家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金正日则称他的功绩“永放光芒”，卡斯特罗认为邓小平“对建设和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做出宝贵贡献”。

　　早些时候，英国前首相梅杰发表讲话，其中强调“一国两制”的构想“充满想象力”。

　　新华社香港分社正式开放邓小平灵堂，许多香港市民自发排成队，等待着送花圈和吊唁。

　　邓小平逝世时只是一位普通中国公民，退休后，他惟一的头衔是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一位普通公民逝世，全世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政要发来唁电，联合国降半旗，在此期间国际很多重大会议都为他默哀。这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情况。

　　那个春天元宵节没有元宵

　　在刚刚兴起的海外中文论坛上，有人用惠特曼写给遇刺的林肯的诗缅怀改革开放的“船长”邓小平———

　　哦，船长，我的船长！我们险恶的航程已经告终，

　　我们的船安渡过惊涛骇浪，我们寻求的奖赏已赢得手中。

　　港口已经不远，钟声我已听见，万千人众在欢呼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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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心啊！心啊！心啊！

　　哦，殷红的血滴流泻，

　　在甲板上，那里躺着我的船长，

　　他已倒下，已死去，已冷却。在人们的印象中，那是一个没有元宵的元宵节。在很多地方，那年没有人挂红灯笼，也没有人放焰火。

　　各地电视台停放了之前热播的《蜀山奇侠传》等电视剧，转而播放以邓小平为主人公的电视剧。

　　同样在这个10年前的春节，《东方时空》的编导林芳棋(化名)正在离昆明不太远的一个小村子等待元宵节，那里有十几位六七十岁的小脚老奶奶，舞着一条乌黑的龙。

　　有一天，拍摄间隙，她和同事坐在屋外晒太阳。村里的大喇叭突然飘出了哀乐，同事说：是不是小平不行了？赶去村委会问，果然是。同事又说了：这片子不成了，估计元宵节不会办灯会了。事实证明，她的判断又对了。

　　老太太们也知道消息了，竟眼含泪花。她们说：感谢毛主席，因为他解放了妇女，不用裹小脚了；感谢小平同志，因为他让我们穿上了毛涤卡。

　　林芳棋准备放弃预定的元宵节拍摄计划打道回府，老太太忽然问：可不可以用送村里老人的方式送小平一程。这是她们自己的方式，每逢村里红白喜事，都要请老太太们舞龙助兴。

　　元宵节那天，家家户户在自己门前的泥土地上插上当地特产的一米长的大香，老太太们穿着蓝色的半长褂，她们的小脚踩着玲珑的绣花鞋，在袅袅香烟中，一条乌黑的龙在金色的云上凌空高蹈，一群村里的孩子在后头跟着撒欢……

　　“历史和政治其实离百姓很近，这是我以前完全不懂的道理。”林芳棋说。

　　“老太太可能不知道何谓历史观、何谓政治，但她们心明眼亮，就算居住偏远，历史和政治在她们心里和家里的账本一样清楚。”

　　林芳棋后来和她的同事调整拍摄计划，这个节目和胡锦涛陪同小平家属撒骨灰的片断在同一天播出。

　　本版稿件综合南方周末、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