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年中国拥抱灿烂春天

　　“邓小平南巡”，这个举动在当时令所有中国人大感意外，他那一路讲话具有异乎寻常的震撼力和感召力，对当日中国产生了一种拨正航向的作用，为他身后的中国定下了基调，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的新政治运动，从此偃旗息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一轮改革开放，从此理直气壮；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改革的先驱者，诸如深圳和珠海这样的经济特区，以及温州和泉州这样的民营经济繁荣地区，也都重振昔日气概。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说：“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从那以后到今天，小平一手缔造的改革开放势头，没有因为他告别人世而发生逆转。在“后伟人时代”的第一个十年里，伟人的影响不仅还存在，而且是广大深远而又无微不至的。“后伟人时代”，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时代。它的含义是，即使伟人已去，社会却依然保留着伟人的影响，有如“后农业时代”中农业依然重要、“后工业时代”中工业依然繁荣。

　　十年大变化中国更安康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较之毛泽东逝世，这一天国人的反应很平静。有了南巡讲话的指引，即便是在这十年间，我们依然感受着平静和从容。回看“后伟人时代”的第一个十年，举大体，可以发现几个明显特征。

　　第一个特征：不再折腾

　　这10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既没有出现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那种令人兴奋的腾飞，也没有出现上世纪80年代后期那种令人沮丧的坠落。总的看，13亿中国人中，有大约1亿多人已经富裕或者比较富裕起来，成为中国人所说的“大款”、“高收入者”或是“中产者”。贫困者基本上也能够在丰年得到温饱，遇灾年也不至于饿死道边。除了这最富裕的部分和最贫穷的部分，还有至少10亿人，按照官方的说法是实现了“小康”。

　　然而还有更加重要的。现在的中国，在政治方面，没有左右摇摆；在经济方面，没有大起大落。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这种局面，那就是：我们终于不再折腾了。

　　众所周知，在中国，北方以北京为中心，北京是政治的热闹所在，也是诸种方针和口号的发源地。南方靠沿海一线，则是经济格外活跃的地方，所以，中国有“北政南商”的说法，北呼而南应，北行而南效。但在1992年早春，这局面居然转了过来，变作“南呼北应”，“南行北效”。南北东西，浩浩荡荡，由此也就令中国改革卷起了第二次浪潮。当时的舆论说，这种震撼整个中国的力量，乃是由南向北的“邓旋风”所推动。

　　到今天，政治方面，大致上是始终如一的势头，没有重复上世纪80年代那种左右不定、起伏无常的毛病。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经济方面，尽管有1993年的“过热”和“通胀”，但其波动幅度明显小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治理，也没有治出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那种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并举的结果。然后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1年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中国竟然都没有跟着“风暴”和“衰退”，这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也让我们自己人惊叹：过去几十年，是人家不动荡而我们动荡；最近这10多年，是人家动荡而我们不动荡。这也是了不起的一件事。

　　“不折腾”的另外一个含义，是少有自己的创造。过去10多年里面，举凡最重要的方针，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内政的还是外交的，都是继承前人的。比如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至最终放弃计划经济；比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至最终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比如以一国两制之方针收回香港和澳门；比如面对国际争端的韬光养晦；比如申办奥运的成功和中

国足球的冲出亚洲……以上种种情节，若说全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似有崇古抑今之嫌，但若说是前人开场后人做戏，则有充分的根据。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的时候就说过：“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他还说，“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今天回头再看，这话表面上委婉从容，但却大有深意可鉴，实在是切中“中国病”的一剂良药。

　　第二个特征：没有权威

　　中国不再需要权威，邓小平虽然毕其一生没有直截了当地这样说，但看他晚年的为数不多的公开讲话，里面是包含着这个含义的。1989年11月他公开宣布“告别政治”的时候，似乎是要下决心不再过问台前的事。他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1992年南巡的时候，他又讲到这件事，反复地说，不要迷信老人。

　　然而邓小平的“告别政治”是有条件的。有如他自己在最后一次会见外国代表团时说的，中国近10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中国要发展。这话与其说是讲给外国人听的，不如说是讲给他的后继者听的。他的想法，无疑是要中国在他已经开辟的道路上走下去。倘若真的能够如此，那么，中国的政坛上有他没他都是一样。但若出现偏离这条道路的征兆，那就要出来说一说，这也就是1992年他的南巡讲话的背景。直到多年以后，党内一位很高层的理论家还谈起这件事。“为什么小平同志要讲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呢？”他自问自答道：“就是因为那时候有动摇的现象。”

　　当初毛泽东选择接班人费尽心机，前后历时近20年，选了4人，都不对头。第一个被他自己打倒了，第二个背叛了他，第三个被第四个抓了起来，第四个在邓小平崛起之时辞了职。邓小平的接班并非毛的选择，但却非常对头。后来轮到邓小平来选接班人。邓在南巡的时候曾经感叹这件事。他说，靠一代人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要找第三代。今天回头看，“长治久安”这件事，邓小平做得更好。

　　第三个特征：不搞争论

　　“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市场经济是魔鬼还是天使？”“私营经济是否动摇了社会主义？”……

　　现在再来看，这些问题都有了结论。总的趋向是，原被看作异端的想法，如今都被接受了，其中很多已成为大家正在做的事。就整个国家的社会心理来说，这也许是一种进步。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的时候曾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事实已经证明，这对国家的进步有好处。

　　当然，“不争论”不等于就没有问题。今日中国，人们思想上被束缚的情况还有很多，很多问题也还没有一个大家都能同意的说法。事情的关键，并不在于有没有分歧，而是在于，在一种尚未建立充分民主的环境中，解决众人间存在的纷争，找到大多数人支持的行动方针，使国家的发展有利于每一位公民的生活，这正是一项最为重要的工作。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这既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对他的一个挑战。懂得了这一点，就有可能更深更远地理解邓小平本人一生的沉浮，以及他给我们后来人留下的精神遗产。

　　改革不可动摇

　　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正处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

　　市场化改革成就巨大，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问题、新矛盾。当前，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公共品是指政府为民众提供的社会服务，如教育、文化、住宅、医疗卫生、社会就业、社会治安、生态保护、环境安全等等。也就是说，在“端起碗吃肉”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放下筷子骂娘”凸显了。“骂”什么呢？“骂”土地被征占、旧房被拆迁，“骂”教育医疗收费太高，“骂”买不起住房、找不到工作，“骂”贪官太多、司法腐败，“骂”治安太乱、安全无保障，“骂”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办事不民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正是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公众越来越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

　　改革中诸多问题和矛盾的真正焦点，在于体制转轨中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了不公平。行政性资源（尤其是公共品供给）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成为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突出因素。权力市场化也对改革本身产生严重扭曲。在一些本不应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出现了利用市场化牟利的“假改革”，而在一些应该大力推进市场化的领域，市场化改革却步履维艰。

　　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是深层次体制因素的表现，尤与行政管理体制息息相关。2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比较多地在技术层面上效仿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形式，而较少吸取市场经济制度的本质内容。特别是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不仅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还涉及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方方面面。因此，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书中，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被列为各项改革之首，并首先突出解决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垄断专权问题，以此打通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通道，实现市场经济完整推进。从职能上说，政府应当从市场中的利益主体变成公共服务的主体，把公共资源、公共品公平公正公开地向公众服务分配，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中国正处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结构的大变动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认识多样化，要在深化改革中调整利益关系，遇到的阻力必然更大。改革的深度、广度、难度、复杂度都在增加，我们要坚决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全局，推进全面改革，不能动摇，不能停步，更不能后退。改革还需要完善，市场经济要走向成熟。

　　皇甫平

　　十年细思量未来路仍长

　　邓小平的最后时刻，仍留下了一些未了心愿，如共同富裕，如政治体制改革……这些未了心愿，实际上在提醒人们，中国改革的路还很长，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很多，其中有些也是改革最困难的地方，它实际上留给了后人一个重大的社会实践课题。改革中面临的新问题，只能用进一步改革来解决。十年之际，我们纪念邓小平，不仅是为了回忆和表达尊敬，更是为了从他的伟大思想中吸取力量和智慧，从而坚定地前行。

　　一、共同富裕：实践出了问题

　　“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 ———1992年

　　“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1993年记者：现在的贫富悬殊跟初期小平理论所强调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否有一定关系？

　　杨春贵(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邓小平说的“先富后富”，指的是富裕次序、富裕程度的差别，是共同富裕的一个捷径，而不是富的愈富、穷的愈穷的两极分化，当时之所以强调先富后富，是针对当时“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思想还很严重的情况。

　　记者：中国社会目前所出现的贫富悬殊现象是怎么逐渐形成的？

　　杨春贵：分配中出现的问题是实践中的问题。主要表现是：在第一次分配中，一些人靠非法致富；一些行业靠垄断致富；以及国家

公务员在不同地区不规范分配等。这些都是违背邓小平所主张的按劳分配和按经营好坏分配的原则的。还有就是在第二次分配中，税收制度不够健全，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公共投入不足，同时也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致使一部分群众未能同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些都不是邓小平所主张的。相反，邓小平主张，要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大力增加教科文卫的费用”。

　　记者：要达到共同富裕，小平同志是如何切分这个“

蛋糕”的？

　　杨春贵：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提的是一些原则。第一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是防止两极分化的制度保证，二是对“先富起来的个人”采取“征收所得税”，三是对困难群众，“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第四，“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钱来办教育、修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情。十六大以后，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通过完善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增加政府公共投入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二次分配来达成全民共享发展成果。这些重大决策同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是针对新的情况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二、政治体制改革：还没到位

　　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好，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1986年6月

　　政治体制改革，我在有生之年要搞，我们这一代要搞，年轻一点的同志要搞，我们的娃娃将来也要搞。——1986年12月

　　记者：政治体制改革，小平是怎么说的？

　　周瑞金（《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他说，经济体制改革能不能成功，成果能不能巩固，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要解决一个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党政分开非常不容易，如上海社保案，社保基金该是市长管的，怎么会市委书记管呢?没人监督。政府毕竟还有人大在监督，到了省委到了市委谁监督？只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地方没人监督。

　　记者：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周瑞金：今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时机。当前改革中出现的很多新矛盾、新问题，都联系到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到位。比如教育、医疗、住房这三大领域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就是因为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不能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而引发的。

　　三、腐败现象：体制改革尚未到位

　　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1982年

　　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989年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1992年记者：当今百姓最痛恨贪污腐化、官商勾结、买官卖官。权力寻租，确实给贪官污吏提供了环境与机遇。这是改革的“后遗症”，还是改革不够彻底所导致？

　　周瑞金：这是体制转型和社会转型中产生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不是改革本身的过错，而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等改革尚未到位的结果。

　　张五常（华人经济学家）：这些事情怎么能够避免得了呢？据我了解，中国的那些贪污，那些所谓“好处”，比起印尼、比起泰国、比起印度，相对来说是不严重的。

　　本版稿件综合南风窗、南方周末、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厦门日报、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