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调查》：出门去打工

　　央视《新闻调查》播出节目《出门去打工》，以下为节目内容。

　　演播室：

　　去年夏天，四川和重庆都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新闻调查》记者曾经去往现场，记录了当地人民抗旱自救的过程，也看到了灾难带给当地农业的巨大影响。而对那些依靠土地生存的数以百万的农民来说，他们现在的生活究竟怎样呢？隆冬季节，我们再次去往重庆。

　　解说：冬天正是农闲季节，青年农民王勇除了有时去附近的采石场做点零工外，大多数时间都在家里待着。去年的旱灾，让他家的农作物损失很大。

　　王勇(宏图村村民)：像去年大天干，我们这里就颗粒无收，什么都没有。

　　解说：去年的大旱，正赶上庄稼的成熟期，骄阳烤的很多庄稼几乎绝收。这是我们去年夏天在重庆记录的画面。

　　解说：虽然重庆市委市政府胸有成竹地保证农民的口粮不成问题，但是对于以土地为唯一生存的农民来讲，他们的收入确确实实因为这场旱灾减少了。

　　陈光国(重庆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因为这次大旱，我们粮食减产257万吨，就是50多个亿，光这一笔老百姓就减收200多块钱，那么再加上这个大旱让我们畜牧业的发展、水产业的发展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那么这一块，老百姓的减收也是非常大的。

　　解说：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去年旱灾造成重庆市农村的直接经济损失有80多亿。在去年抗旱的采访现场，重庆市委书记汪洋这样回答了我们的提问。

　　解说：去年夏天，重庆市组织了十一万五千多农民远赴新疆摘棉花，摘棉花获得的劳务收入真的能弥补因粮食歉收造成的损失吗？

　　王勇(宏图村村民)：我去年去拾了棉花，挣了差不多四千多块钱。

　　记者：这四千块钱的话，相当于你多长时间的收入？

　　王勇(宏图村村民)：相当于我一年的收入。

　　记者：那这样的话你们家的生活等于说也没有受到大的影响。

　　王勇(宏图村村民)：差不多没有受到影响吧，如果去年不去拾棉花了，那都不能生活了。

　　陈光国(重庆市市委常委副市长)：这十一万五千人摘棉花的收入就是两亿三千五，十一万五千人人均的收入就是2000多块钱，2130多块钱。

　　解说：陈光国告诉我们，由于重庆市有700万农民离开土地出门去打工，所以虽然去年旱灾使农作物大幅度减产，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农民的经济收入并没有减少。

　　陈光国(重庆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去年的大旱，农民的种植业的收入，养殖业的收入直接减少了200多块钱，但是劳务收入在2006年反而人均增加了196块钱。

　　记者：这两项相加基本上没什么损失。

　　陈光国(重庆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基本上没有什么，所以说在大灾之年，我们虽然粮食减产但是农民钱没有减收。

　　解说：重庆有2300万农民，每年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在外务工，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在外打工呢？

　　记者：为什么出去打工？

　　覃久伦(大兴村村民)：一年(种地)收入才几千块钱，没有什么其它收入，没有其它副业，所以想出去打工。

　　解说：重庆山高路陡，土地贫瘠，农民人均耕地只有零点八九亩，特殊的自然条件使得重庆发展传统农业受到严重地制约。

　　记者：光靠种地不能维持生活吗？

　　覃久伦(大兴村村民)：生活基本能够维持，就是没有一点节余了，只能够糊口。

　　任昌俊(永福村村支书兼村工会主席)：比如说五亩地的话能产五千斤稻谷，五八得四千块钱，肥料 农药 投资 人力 物力除了过后(只剩)一千多块钱，所以我们村至少四分之一的人都在外面打工。

　　解说：据统计，重庆2300万农业人口中，有1300万农村劳动力。然而，有限的耕地却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的劳动力，这是重庆市委市政府面临的艰难现状。

　　陈光国(重庆市市委常委副市长)：那么根据我们重庆现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看，大概我们一个农村劳动力可以承担五亩耕地，那么需要的劳动力是多少呢？420万(人)，那么我们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就是900多万人。

　　解说：从1999年开始，重庆市委、市政府把开发农村富余劳动力资源作为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来抓，提出了劳务产业是第一资源型产业，启动实施了“百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程”，引导农民离开土地，让农民的劳务收入成为增收致富的手段。为此，重庆市专门成立了农村劳务开发领导小组，副市长陈光国就是这个领导小组的组长。

　　陈光国(重庆市市委常委副市长)：这一部分劳动力如果我们把它利用好，把它开发出来，它能够成为一种很好的资源，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人口多当成包袱，而要把它作为一种资源来对待。

　　记者：政府这个思路很好，但是对于长期在土地上耕作的这些农民们来讲，他们能够适应这种思路的转变吗？

　　戴思锐(西南大学教授)：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农村劳动力本身的素质来讲肯定存在很多障碍。

　　解说：从事农村经济发展研究的戴思锐教授多年来一直关注重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

　　戴思锐(西南大学教授)：第一个障碍在重庆这个地区他是没有外出的习惯，你像三峡库区这一带都很封闭，很多人就没有出过门，他对出去务工存在一种畏惧的心理；二一个就是他们技能上面的障碍，这些人文化程度虽然不一样，但是他们都缺从事非农产业的一些专门技术。

　　解说：农民覃久伦在外打工十年，由于缺乏城市需要的劳动技能，打工生涯充满了坎坷与艰辛。

　　覃久伦(大兴村村民)：找不到很好的工作，就是下苦力 累力甚至有可能失业，比如说你今天出去干活可能是在甲地挖地基，明天可能要在乙地挖排水沟，后天可能就失业了。

　　记者：干的都是劳力活。

　　覃久伦(大兴村村民)：都是劳力活，苦活累活。

　　记者：那挣钱呢？

　　覃久伦(大兴村村民)：比种庄稼略好一些，但也挣不到很多钱。

　　戴思锐(西南大学教授)：你只能当一个体力劳动者来使用，而不可能当成一个技术工人来使用。

　　解说：在重庆，农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7年半，93%的农民只有初中或者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由于文化程度低，劳动技能单一，他们在外打工时往往只能干些粗重的体力活，生活没有任何保障。在实施“百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程”中，重庆市也意识到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点。

　　陈光国(重庆市市委常委副市长)：让农民能够有效地转移出去，不是为城市不是为发达地区提供简单的体力劳动者，而是为我们的城市为我们的工业化提供有一定技能的产业工人，我们是从这样一个高度在思考问题。

　　记者：但是实现这样的高度政府该做些什么？

　　陈光国(重庆市市委常委副市长)：我们的培训一定是突出以技能为主，重在就业，我们不是培养简单的“棒棒”，是培养技术工人，培训出来以后增强他们的就业竞争能力，能够到工厂稳定地就业，能够成为城市产业工人的一部分。

　　记者串场：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民，由于没有什么技能，不仅工作不好找，收入也低，这种状况让政府部门意识到，必须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但是如何让这么多的农民工，能够坐下来接受培训，通过技术培训他们能否学到一技之长，找到更好的工作，通过技术培训之后的农民工，又是否能拿到更高的收入呢？

　　解说：这是重庆市南川区技工学校今年开设的第一期电动缝纫培训班，学员是来自南川区各个乡镇的农民，他们将在这里学习26天，直到能够拿到电动缝纫技术合格证书。令我们惊奇的是，这里的培训完全是免费的。

　　记者：在这儿学缝纫掏钱不掏钱？

　　电动缝纫培训班学员：不掏钱。

　　记者：不掏钱。

　　电动缝纫培训班学员：然后学校里面还有补助。

　　记者：什么样的补助？

　　电动缝纫培训班学员：比如说我们中午在这里吃饭，可以免费吃饭。

　　记者：我听他们说，好像你们在这儿培训还要给你们发一些务工的补助，有这事吗？

　　电动缝纫培训班学员：好像是这样说每一天有十块钱。

　　记者：发了吗？

　　电动缝纫培训班学员：没有。

　　记者：还没发是吧？

　　电动缝纫培训班学员：嗯，我才来两三天。

　　记者：那你们培训一个学生如果说以缝纫工的话来讲，大概要投入多少钱？

　　崔志有(南川区技工学校校长)：需要投入500元左右。

　　解说：崔志有是南川区就业局局长兼南川区技工学校校长，他告诉我们，这些学员在这里不仅可以接受免费培训、享受免费午餐，考试合格后还可以拿到100元的误工补助。

　　记者：那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呢？

　　崔志有(南川区技工学校校长)：上级部门给我们拨付的资金，专门用于我们农民工培训。、

　　记者：如果交钱的话你会来这儿学吗？

　　电动缝纫培训班学员：那不会，交钱我也许就要多考虑，你像我们那种在家里面没有工作的，如果交钱的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高的门槛。

　　戴思锐(西南大学教授)：政府不拿钱，他自己掏钱的话去的人可能是比较少的，第一个他(农民)不知道学了这个过后他能不能够把他学习的成本拿回来 挣回来，二一个他自己没有把握，不清楚他学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出去就能用得上，所以说在农民收入比较低，还比较穷的情况之下，他有风险的事他不愿意干。

　　陈光国(重庆市市委常委副市长)：所以在这个时候政府要伸出援手，政府把钱花在他们身上我认为值得。因为这一部分人如果仍然在农村，你政府还得以多种方式扶持他 救济他

　　花的钱也不少。

　　记者：那每年重庆市为了培训这样的农民工投入大概会有多少钱？

　　陈光国(重庆市市委常委副市长)：三个亿，这是市里面已经定了的。

　　记者：也就是说要靠财政投入？

　　陈光国(重庆市市委常委副市长)：我们也是采取的资源整合的形式，这一部分补助的资金，有扶贫部门的，有劳动部门的，有移民部门的，三峡移民部门的，有我们农业部门的，当然这所有的钱都是国家的财政的各个方面的钱。

　　记者：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需要培训这样一种现状，我们的财政投入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吗？

　　陈光国(重庆市市委常委副市长)：我觉得(劳务经济)既然是第一经济，开发第一经济就要舍得花一些投入，你想我们的财政，公共财政投在其他方面的钱少吗？钱用到这一部分，最困难的这一部分群众，最有希望的这一部分孩子身上 值。这一点我们市委市政府的决心是下够了 下定了，从来没有动摇过。

　　记者：你学这门技术之后将来准备做什么呢？

　　电动缝纫培训班学员：打工吧。

　　记者：还是要出去？

　　电动缝纫培训班学员：还是想出去。

　　解说：对于这些正在接受培训的农民来说，也许不久的将来，就像他们的老乡唐鹏一样，成为一名合格的产业工人。唐鹏是这所技工学校在2004年培训的电动缝纫工，现在他已经是浙江一家企业的熟练工了。

　　记者：那受过培训之后到厂里面能够直接上手吗？能直接适应吗？

　　唐鹏(浙江长隆实业公司)：一般我们过来以后都可以直接上岗，就可以上班。

　　记者：那像你这样经过培训的这种工人来这儿工作的话，你每个月能拿多少钱？

　　唐鹏(浙江长隆实业公司)：刚开始我们才一千多一点。

　　记者：那比其他的这些没有经过培训的工人能高多少？

　　唐鹏(浙江长隆实业公司)：一般没有经过培训的话，他进厂以后到厂里面要培训，一般只有几百块，五六百块。

　　解说：显然，经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可以迅速地适应城市，获得收益。近年来，重庆市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对农民工进行相应的技术培训，帮助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但是，在劳动力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如何增强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竞争力呢？

　　陈光国(重庆市市委常委副市长)：重庆在农民工培训阶段开始一直到输出的整个过程当中，注意了品牌的创造和培育。

　　记者串场：其实每一位走出去的农民工都代表着当地对外的劳务形象，为了打造好这张劳务名片，重庆市在发展劳务经济的过程中，决定走品牌化之路，那么怎么结合地域特色和自身的优势，推出自己的劳务品牌，有了劳务品牌之后，真的能让这些外出务工的农民们得到实惠和帮助吗？

　　解说：这是一支从重庆出发去新疆打工的农民工队伍，由于每年都有几千人集中出发，政府便帮助组织了重庆到乌鲁木齐的火车专列，这些农民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石龙技工”。石龙是重庆一个偏远山区小镇的名字，很多年前，这里的农民就有外出打工的习惯。

　　王成虎(江津区石龙镇党委书记)：刚开始出门懵懵懂懂，就是走到哪里打(工)到哪里，在我们镇里面有一批到山西去打工的时候，这些人脑袋瓜比较灵光，又舍得吃苦，然后也讲信誉，逐步逐步地他们学到了技术过后也挣了外块，回来以后老百姓一看出去打工的人挣了钱，我们明年跟他一起出去，所以能够逐步逐步地都向暖气片制造那块，(后来)就是技术工人(在这一行)逐步逐步地越积越多。

　　解说：经过多年的积累，石龙农民工在北方的暖气片制造行业渐渐有了一些名气，名气大了，石龙人就有了一些新想法：不能一味地帮别人打工，他们想到了承包。

　　记者：那时候你带了人有多少？

　　张合龙(石龙技工)：那时候就是有100多人。

　　记者：100多人？

　　张合龙(石龙技工)：100多人。100多人就足足能够干一个车间了嘛，咱们一个厂是两个车间，两个车间，咱们(承包的)那个车间的效益方方面面比他们那个车间强。

　　解说：张合龙是石龙镇最早出去打工的农民之一，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石龙镇就有一百多农民跟着他在山西生产暖气片。

　　记者：那你带的这些工人也没有什么技术，为什么就比别的车间干得好呢？

　　张合龙(石龙技工)：都说我们是四川人，是“川耗子”，四川“川耗子”脑筋比较聪明，比较机敏，所以说比他们学得快。

　　解说：随着石龙技工的不断壮大，张合龙等人在石龙镇镇政府的帮助下，不仅成立了劳务输出公司，还在重庆市工商局注册了“石龙技工”

商标。

　　记者：你们石龙(镇)为什么会想起把劳务品牌注册成商标呢？

　　王成虎(江津区石龙镇党委书记)：因为大家一会儿说我们是石龙民工，一会儿说叫石龙劳务，就像人一样，没有大名净喊些小名，所以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要给工人起一个名字，名正言顺 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同时通过这个名字过后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一个群体，就是我们所有(外出打工的)石龙人都叫石龙技工。

　　解说：“石龙技工”这一品牌从发展到声名鹊起，仅仅用了两三年的时间，一些省份的暖气片制造厂商慕名请他们加盟。2000年，新疆的一家国有钢铁企业八一钢铁厂濒临倒闭，石龙技工们拿出20万元的押金，要求进行风险承包。半年时间，300多名石龙技工让这家快破产的厂子扭亏为盈。

　　陈光国(重庆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全国很多地方一需要铸造方面的工人都冲着石龙技工的品牌来。

　　解说：有了品牌，石龙技工们凭它建立了自己的信誉、打开了市场，现在，他们用石龙技工的品牌在新疆，山西，黑龙江等地承包了十几家企业，不仅包揽了这些地区95%的暖气片生产，还将产品出口到俄罗斯。如今，汇集在“石龙技工”品牌下的农民工已经有两万多人，影响力已经超出了重庆范围，连四川、贵州、湖南一些省份的农民工也加入到“石龙技工”的队伍中。

　　记者：那这样一个品牌效应对你们来讲，在外面打工的人来讲能带来什么呢？

　　张合龙(石龙技工)：我们和别的承包公司相比，他们生产一个暖气片是两块钱，我们石龙技工承包的话能挣到两块二毛钱，一片就多两毛钱，一年就是几十万的收入，要是石龙技工给企业干活的话，也给他们降低成本，也给他们带来效益，这就是要双赢。

　　解说：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只要加入了“石龙技工”的队伍，农民工们不仅可以在上岗前就得到技术培训，更能在出门前就由劳务公司代签好用工合同。

　　陈鳌(石龙技工)：那个劳务合同是一年一签，今年完了之后把整个账全部算完之后就签第二年的合同，当时就把第二年的合同给签了。

　　解说：陈鳌是一名“石龙技工”，在外打拼十几年，他已经是一家暖气片厂的车间主任了。

　　记者：那这样的话，等于说你今年要是回来之后你就知道明年我要去哪儿干活了。

　　陈鳌(石龙技工)：是啊 就知道啊，现在我们这个纯粹是有计划 有组织 有纪律的，你来了之后知道你在哪里干，干什么工种，基本上都已经落实好了。

　　解说：在重庆，除了有“石龙技工”这个劳务品牌外，还有江津富侨、大足石刻、重庆月嫂等等，这些劳务品牌成为重庆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转移的一张张颇有分量的就业名片，并且初步形成了区域化、行业化、成建制的集团式输出。农民外出务工收入的增长带动了农民整体收入的增加。

　　记者：通过打工对家里面的生活影响大吗？

　　任昌俊(永福村村支书兼村工会主席)：当然有改变了，(打工的人)他每个月能拿一两千块钱回来，至少有一千多块钱吧，比如说以前我们那个电，一个村才一台变压器，现在我们一个村七台变压器都不够。

　　解说：冬天，石龙技工们陆续回到家乡过年，陈鳌也利用这段假期忙着

装修他的新房子。

　　记者：房子挺漂亮的，花了多少钱盖的房子？

　　陈鳌(石龙技工)：也就是十三四万块钱吧。

　　记者：那这些全是靠打工挣来的钱吗？

　　陈鳌(石龙技工)：是啊 都是出去打工挣的。

　　记者：你像后面那些也是新盖的房子吗？那些后面的。

　　陈鳌(石龙技工)：是 这些都是我们一起出去打工的农民挣钱回家修的房。

　　陈光国(重庆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农民的住房水平比较高，一般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个地方农民的收入水平相对比较高，那么我可以给你说，现在你到我们很多农村去看，很多农民的住房都改善了，由土墙 瓦屋现在变成了砖混结构的小洋楼，你再仔细一问农民的住房你怎么建起来的呢？靠什么收入解决的呢？打工收入。

　　解说：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的农民，重庆市采取了分类指导，扶持多种形式转移输出的方式：引导青年农民参加中长期培训，培养成为稳定转移的技术工人；鼓励壮年农民参加中短期培训，介绍他们去建筑、环卫等劳动力容量大、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就业；对于就业竞争力较弱的中年农民则帮助他们不拘方式做零工、挣现钱：去年夏天，十一万五千农民去新疆摘棉花就是由政府主导的最大规模的劳务输出行动，这次重庆市有意识地尝试了“劳务经纪人”的运作方式。

　　陈光国(重庆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在摘棉工当中注意培育了一批劳务经纪人，今后就通过这一批劳务经纪人来组织农民工走出去组织农民工进疆摘棉花。

　　解说：那么，劳务经纪人在农村劳务输出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在政府和农民之间起到了什么作用？其中有哪些有益的经验值得汲取呢？

　　解说：南川区宏图镇农民王勇是去年重庆进疆摘棉花大军中的一员，他是听了村里的劳务经纪人熊学慧的动员后去新疆的。

　　王勇(宏图村村民)：熊大姐确实去拾棉花赚到钱了，所以我们才相信她，才跟她一起去了。

　　解说：王勇说到的熊大姐是56岁的熊学慧，她和王勇是一个村的乡亲，去年夏天，熊学慧以“劳务经纪人”的身份动员组织了58名当地村民去新疆摘棉花。

　　熊学慧(宏图村村民)：熊学慧出去把钱都挣回来了，50几岁能把钱挣回来，我们也去吧。

　　解说：前年，熊学慧就报名参加了去新疆采棉花，她在新疆干了66天就收入3170块，这样的成绩让她动员乡亲们出来务工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记者：那他们为什么就会信任你呢？

　　熊学慧(宏图村村民)：欠一角钱我就给人家一角钱，我与别人没有纠纷，我们没有拖欠任何一个人一分钱，他们都认为我是个耿直人 老实人。

　　记者：那他们不担心跟着你万一赚不到钱怎么办呢？

　　熊学慧(宏图村村民)：他们说，我赚不到钱我回来向你要，我说你放心好了，你向我要也可以，你向政府要也可以，但你们还是要先向我要，我去向政府要，当时我就这么回答他们，他们的胆子也大了，也跟着我(新疆)去了。

　　解说：去年，南川有100多名像熊学慧一样的劳务经纪人一共组织了4000多名农民去新疆摘棉花。而在两年前，虽然南川区劳动部门想了很多办法，动员农民利用农闲季节去新疆摘棉花，最终只有30多人成行。

　　郑泽辉(南川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2004年只组织了30多个人，关键都是当时没有培育劳务经纪人，就是通过我们政府 劳动部门以会带会，没有人到千家万户去做工作，所以宣传发动的效果很不好。

　　记者：那为什么这些农民出去打工的过程中他们对劳务经纪人会有这么大的信任度？

　　郑泽辉(南川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劳务经纪人其实他都是农民，大多数都是曾经外出打过工，有打工的经历，群众基础也比较好，有号召力 有组织能力，他的职责一个是根据我们劳动部门搜集的用工信息，他走村串户去宣传发动，去做动员工作，第二个方面，具体把我们外出务工人员组织起来，随着我们务工人员一道外出务工，跟他们同工作 同劳动 同生活，为其他的务工人员服好务，一起管理他们。

　　记者：就你当这个劳务经纪人你都管什么呀？

　　熊学慧(宏图村村民)：要他们上车，要他们人人做好，站的票多 坐的票少，我都把我的坐票全部都让他们坐，一个一个安排好，我坐不坐无所谓，因为我要把带出去的人带好，我要照顾我的60 个人，要他们不在地里吵嘴，也不准他们在地里打架，有的大事说小，小事说了，少给政府和组织增加压力。

　　记者：有没有遇到一些你们自己劳务经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

　　熊学慧(宏图村村民)：有。我们没有能力解决，就只能打电话，马上就给我们新疆办事处的主任成勇打电话，叫他解决。

　　记者：他能帮助你们解决这些问题吗？

　　熊学慧(宏图村村民)：他能解决，他不能解决的话，我们又去靠哪一个 在新疆。

　　解说：为了更好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重庆市在农村劳动力输入集中地设立了劳务办事处。成勇是南川区驻新疆劳务办主任，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向新疆输出并管理南川农民工。

　　成勇(南川区驻新疆劳务办事处主任)：当时我们的同行问我们，他说你们两个人怎么能把四五千人能管下来，他说不管你怎么跑你也跑不过来，我说我们采取的方式和模式和你们不一样，我们是劳务经纪人(模式)，只要把劳务经纪人这支队伍抓好了，对我们办事处来说相当轻松，压力很小。

　　记者：那你感觉通过这种劳务经纪人的这种运作方式来运作劳务输出和过去政府职能部门来运作的话，二者相比较而言有什么不同呢？

　　郑泽辉(南川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没有培育劳务经纪人的时候我们承担了无限责任了。

　　记者：这个无限责任指的是什么？

　　郑泽辉(南川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无限责任就是，例如我们一些务工人员出去过后没挣到钱，工资没兑现，还有一个伤了病了等等一些，他都回来过后找到当地政府部门，我们培育了劳务经纪人过后，比如说对民工的具体管理，生活上的照顾等等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事都交给我们劳务经纪人去管理。

　　记者：等于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定位和角色都发生了转变。

　　郑泽辉(南川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应该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劳务经纪人不能办的事情我们政府部门想方设法把它办好。

　　解说：郑泽辉告诉我们，有了劳务经纪人之后政府部门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放在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用工信息的搜集上，同时也能更好的为农民工服务和维权。

　　陈光国(重庆市市委常委副市长)：既然劳动力是个商品，商品要走向市场，走向市场就按照市场的规律，市场的法则来办。

　　记者：做政府该做的事。

　　陈光国(重庆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做政府该做的，政府不能包办一切。

　　解说：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南川区劳动部门一方面做好“拾花工”的服务和维权工作，另一方面还用市场经济的方式来调动劳务经纪人的积极性。

　　记者：你觉得当这个劳务经纪人有什么好处？

　　熊学慧(宏图村村民)：一是名声好听嘛；二是我经济有收入嘛。减去我的生活(费)和车费，我还有一万一千五进帐，这是我的纯收入。

　　记者：这是两个月的收入？

　　熊学慧(宏图村村民)：是两个月的收入。

　　记者：那在当地来讲这很可观了。

　　熊学慧(宏图村村民)：很可观了。

　　解说：劳务经纪人收入可观，他们带去的农民拾花工也都有自己满意的收入。据统计，4000多南川拾花工拾花两个月，带回1200万，人均收入将近3000元。

　　记者：那如果说今年再有去新疆拾棉花的机会，你会去吗？

　　王勇(宏图村村民)：肯定要去，因为两个月的时间我就挣了四千多块钱，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肯定要去。

　　记者：那去新疆拾棉花一年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光靠拾棉花能致富吗？

　　王勇(宏图村村民)：那肯定不行，我们这些农民还是要靠打工挣钱，打工了但是没有技术是不行的，听说政府有这个免费培训班，有机会我也想去学一学，学门手艺 学门技术，这样以后打工就更好赚钱，这样的话以后我们的生活(就能)过得好一些。

　　记者串场：按照重庆市的计划安排，他们每年要向城市新增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40万人，当这么多农民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来到了陌生的城市后，他们有可能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许多困难甚至权益上的损害，那么当他们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该向什么部门求助？政府部门又会采取什么办法和措施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些困难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解说：吴中员是重庆市南川区的一个普通农民，2002年，他去贵州省桐梓县一家企业打工，工程结束后，包工头却以工程款没有到位为由，拒绝支付吴中员应得的3800元的工资。

　　记者：那3800块钱对你这样一个家庭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吴中元(南川区西城街道办事处)：3800块钱相当我家庭半年多的生活费。

　　解说：吴中员的妻子和岳父都是残疾人，一家人就靠他在外面打工挣钱养家。

　　吴中元(南川区西城街道办事处)：如果我去打官司，而且打官司只有3800块钱，你还要去交那个诉讼费用，就没有去打官司。

　　记者：那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打工的报酬就这么付之东流。

　　吴中元(南川区西城街道办事处)：嗯 我见不到包工头，打电话的话 晓得是我的电话，他都不接。

　　解说：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三年，就在吴中员已经完全失望之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工会可能会帮自己讨要欠薪，2005年8月，吴中员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到了南川区总工会。此时的吴中员并不知道，南川区已经有10万名农民工加入了工会组织。

　　记者：那当时为什么想到要让这些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呢？

　　广巨雄(南川区总工会主席)：我们南川在当地务工的人有八万多人，农民工在企业里边的比例占到80%，特别是在建筑企业和煤矿企业占了90%以上，所以我就在想必须要把他们吸收到我们工会中来，不然我们工作就没有主要对象了。

　　解说：在广巨雄2003年刚刚上任南川区总工会主席时，他就走村串户进行了大规模的调研。

　　广巨雄(南川区总工会主席)：我在调研过程中，农民工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之后他们爬到那个塔吊上面去要工资，这样非常危险，如果不给他们解决好的话，他们就对用人单位不满

　　然后对社会不满。

　　陈光国(重庆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农民工)他们来自各个方面，零星分散 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应该有他的话语权，要有地方说话，要有人帮他说话，要有人来维护他的权益，那么就需要有一个组织来帮助他们，因为我们的农民工他本身就是我们城市产业工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工会在农民工这个领域里边来发展它的组织，我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理所当然的事。

　　解说：从2003年，南川区总工会开始发展农民工加入工会，使农民工走进工会网络，实现农民工管理的组织化。2005年8月，吴中员加入了工会，南川区总工会立刻给他出具了证明去贵州省桐梓县总工会寻求帮助。

　　吴中元(南川区西城街道办事处)：我把情况向(桐梓县)工会说了之后，工会的同志马上打电话给包工头王宇，电话打通后王宇就问是哪里，这边就说是工会，王宇听到了，就表示把我的钱汇过来。

　　解说：就这样，吴中员在南川区和桐梓县两地总工会的帮助下，顺利拿到了被拖欠三年的工资款。

　　广巨雄(南川区总工会主席)：我们实行城际间的联动，(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资源的整合来共同维护(农民工)他们的权益。

　　记者：您的意思是他在当地加入工会？

　　广巨雄(南川区总工会主席)：对。

　　记者：他在全国所有的这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到工会的帮助？

　　广巨雄(南川区总工会主席)：是。全国工会是一家的氛围都非常浓，无论我们的民工走到哪里，求助到哪里，他们都得到热情地接待和帮助。

　　解说：南川区总工会在调研中发现，如果让村干部参与工会工作，凭着他们与农民工的天然联系，就能让“农民工有困难找工会”的口号落实到制度上。于是，南川区总工会把工会网络覆盖到村组，每个村里都由村干部兼任村工会主席，建立起工会与农民工的最直接联系。

　　广巨雄(南川区总工会主席)：农民工出去，他们最不放心的是家庭这边的后顾之忧，比如说他们的子女入学(问题)，他们的老人关照问题，还有他们的耕地流转，再就是他们的住房看管，这些都是他们走了之后时刻牵挂的事情，如果这些事情我们像部队管理军人一样的

　　我们前方在打仗，我们后方在服务的话，他们就安心在前面的工作，这样建立工会组织就能够干好这些事。

　　解说：永福村有一千多家农户，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常年在外打工。像村民陈善六的儿子女儿都在广东，家里只有老夫妻俩和年幼的小孙女。去年10月的一个夜晚，陈善六的老伴突发急病，老人在慌张之中想起了村工会的干部。

　　陈善六(永福村村民)：(村工会主席)他就是打电话往在南川人民

医院打电话找救护车来，他们村工会几个人还有那个村工会任主席，他们几个就把(我老伴)她背到公路上，(天)已经黑了。

　　解说：任昌俊是永福村的村支书兼村工会主席，他在听到消息后迅速联系医院救护车，把老人送进了医院。

　　记者：当时病得严重是吗 脑袋。

　　陈善六老伴：死了又活了，在南川医院医活了。

　　记者：那等于说有困难你们就找工会去？

　　陈善六(永福村村民)：有了困难就找工会，比如说最简单的事，比如说我们卖一点谷子，没有劳力去搬，好 就找他们来帮忙，他就给搬到公路上去了。

　　任昌俊(永福村村支书兼村工会主席)：有些家庭涉及到老人 小孩这些事，我们工会就出面帮他解决好，那他出门去打工就很放心 很放心，他把钱每年挣回来以后对我们村的发展(作用)是很大的，他们富了 我们村里也富了。

　　解说：那么，农民工在得到工会帮助的同时，会不会增加他们经济上的负担呢？

　　记者：那对于这样加入工会的这些农民工来讲，他们需要交纳费用吗？

　　广巨雄(南川区总工会主席)：要交纳工会会费，但是非常少，一个月就交五毛钱到一块钱，当地人就给我们把这个费用是这样的编了一个顺口溜，就说我们一年少抽一包宏声烟，就找到了一个后青边，这个后青边就是娘家的意思，也是指工会。

　　解说：百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程实施几年来，重庆市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400万人，到去年底，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已经达到706万人，占全市农村劳动力的58%，外出务工的收入带动了农民总体收入的增长。

　　陈光国(重庆市市委常委副市长)：现在706万农民转移出去了，2006年劳务收入，有帐可算的劳务收入还不包括这些农民工自己在外面的自身的消耗，他们带回来的钱就是283亿，全市农民一平均出去的和没出去的一平均，人均纯劳务收入1210块钱，占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2%。

　　解说：浙江省绍兴市群贤小学的王开雄是重庆人，两年前随打工的父母来到绍兴。去年底，他收到了重庆市委书记汪洋的一封来信：王开雄小朋友，因为父母外出打工创业，你从小远离家乡在外地生活学习，肯定要克服很多困难，很不容易，想家的时候就看看地图吧，欢迎你回家过年，也请你向你的父母转达来自家乡的问候。

　　总制片人：梁建增 赵微

　　制片人：张洁

　　编导：谭芸

　　摄像：李季 毕英汉

　　录音：刘昶

　　解说：郭雷

　　非线编辑：刘涛

　　助编：付迪 谢雨

　　策划主管：赵华

　　执行制片人：王猛 胡劲草

　　播出主管：杨明泽

　　责编：郑刚 宋薇

　　制作主管：张步兵

　　合成：吕钢

　　监制：梁晓涛 庄殿君

　　总监制：孙冰川

　　被采访人：

　　陈光国 重庆市市委常委副市长

　　王 勇 宏图村村民

　　戴思锐 西南大学教授

　　任昌俊 永福村村支书兼村工会主席

　　唐 鹏 浙江长隆实业公司

　　王成虎 江津区石龙镇党委书记

　　张合龙 石龙技工

　　陈 鳌 石龙技工

　　郑泽辉 南川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熊学慧 宏图村村民

　　陈善六 永福村村民

　　覃久伦 大兴村村民

　　吴中元 南川区西城街道办事处

　　广巨雄 南川区总工会主席

　　崔志有 南川区技工学校校长

　　成 勇 南川区驻新疆劳务办事处主任

　　重庆市南川区宏图村

　　电动缝纫培训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