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实验再出发

　　本刊特约记者 陈才安 发自苏州

　　“将我所熟悉的朱永新先生妖魔化为一个到处吹牛的学术骗子形象，令我非常震惊！” 当“新教育实验”的一名元老看到2006年春天华南师范大学博导黄甫全致朱永新的公开信时这样说道。

　　黄甫全还在那篇名为《必须警惕当代教育研究中的“浮夸”风气》的公开信中激烈批评新教育实验的“总设计师”、同时也是苏州市副市长的朱永新“吹牛吹得太大了”。这是新教育实验肇始以来所遭遇的第一次公开质疑，有人称其威力比10吨TNT炸药还要大些。不久之后，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郭元祥又在《大规模教育实验研究的局限性》一文中对新教育实验提出了学术批评。

　　自此，舆论对新教育实验过去数年间所发生变化的关注一直持续到2007年。

　　数量与质量

　　“倘若新教育实验经得住时间和空间的检验，将有望在另外一重意义上，成为继希望工程之后的‘新希望工程’。”2004年夏天，本刊《新希望工程：一场对抗教育异化的实验》一文曾这样报道朱永新等一群理想主义者的“新教育之梦”。而所谓新教育，是一种建立在对“旧教育”的批判和重构基础上的理想教育——过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拒绝孩子们折戟于“分数教育”，而提供完整的“人的教育”。

　　回溯2002年9月，苏州市昆山玉峰实验学校挂上第一块“新教育实验”的铜牌，成为新教育实验的“井冈山”。随后，星星之火开始燎原，5年时间，朱永新的苏州同乡、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题写的“新教育实验工作室”8个字被复制到20多个省份。

　　“前5年我们推广的是理念，靠激情、理想去感染大家。”朱永新把过去5年视为“激情燃烧的岁月”。从这点出发，低门槛接纳大量学校成为新教育实验学校成为主要策略，当这些学校面临良莠不齐的困境时，朱永新以一句“先燎原，造成声势”把反对的声音压了下去。如斯，2006年新教育的“星星之火”已经烧到全国20多个省份的500多所学校，14个由各地教育局主动申请设立的实验区就像一个个根据地一样撒落在大江南北，参与实验的教师已经达到6.3万多名，旗下有超100万规模的学生军。

　　正是这些数字，让朱永新有力地回敬了“新教育能走多远”的质疑。当这个目标达到以后，朱开始收紧审批权，命令“十五”期间加盟的所有新实验学校“就地趴下，重新组合”，掀起了一场“整风运动”，结果原先503所实验学校被划分入三个不同的级别：核心校、加盟校和挂牌校。核心校为最高一级，对新教育理念推行最卖力，一共有30多所学校。嗣后，秘书处又历时20多天对实验学校进行翔实的普查，结果发现其中近100所挂牌校“掺假”，于是摘牌处理。

　　如此一来，参与新教育实验的学校一下子降到430所，“保住了实验的纯粹性”。“整风运动”前夕，朱永新曾在一个新教育实验区的会议上说：“整个新教育实验学校500多所，两张皮的学校比较多。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它也做了，但没有成为它的血液。”

　　“大部分学校在混日子，新教育只不过是帮他们扛大旗。”核心校之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吴云霞校长说，她当初就提醒朱，不要一下子把摊子铺得太大。但吴云霞也看到了迅速扩大声势给新教育带来的好处，那就是制造影响力，“先声夺人”。

　　“一种理想，不会仅仅因为它是好的，就会从边缘变为主流。”并非学术骗子的朱永新对此很清醒，“理想同样需要进行巧妙的市场推广，才有可能真正改变人们的看法与行为。”朱说自己是新教育的“拉拉队员”，做“市场推广”勤勤恳恳，一晃5年过去了，“新教育理想”名满天下。

　　然而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陶西平评价说，新教育实验其实是将一条鲶鱼放进了鱼缸，把中国教育这一缸水都搅动起来。然而搅局者可以一夜生成，建设者却不会从天而降。

　　正如吴云霞所担心的，记者调查也发现，由于新教育实验学校发展太快，产品和服务跟不上，很多实验学校得不到相应的指导，不少实验学校“雷声大雨点小”，未见实质性进展。

　　资金与人员

　　面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质疑，2006年9月，朱永新终于发出了变革的信号——向参与实验的学校提供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法。

　　“但操作不能规定死，否则几百所学校做成一个模样，还有生命力吗？”吴云霞是一个拥有32年教龄的女校长，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职业化校长”，她说自己没有智慧提出教育思想，可一旦把思想交给她，她知道该怎么做。

　　作为新建学校，新城花园小学的校园透露着新加坡气息，1997年8月，吴云霞成为首任校长。2003年新教育在苏州轰轰烈烈地展开，吴云霞和新教育“一拍即合”，追随朱永新新教育理想。一方面清理课程体系，摈弃一些不必要的做法；另一方面推行新教育六大行动(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建设数码社区、构筑理想课堂)。

　　然而，正因为这些行动，吴云霞也把自己放到了一个煎锅上双面煎熬，一面是体制之下的分数教育，一面是民间推动的新教育。吴说：“如果之前老师们不是这么优秀，当初学生的成绩不是那么好，我绝对不敢这么大力度推行新教育。因为新教育的存在必须以“分数教育”的成功为保证。”但目前来看，新城花园小学的成绩在园区5所公办学校排比中已经下滑，吴云霞的压力更大了。

　　有时候吴云霞更是不得不向现实低头。2003年加入新教育伊始，吴云霞就开设了30多个兴趣小组，在课余时间和周末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服务，但都是收费服务，2004年这些兴趣小组却被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一纸红头文件叫停了。“停两年了，学生的特长、爱好明显地衰退。”

　　此外，资金问题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新教育实验的六大行动中，“营造书香校园”和“师生共写随笔”这两个不需资金投入的项目普及最广，最有成效。其他行动很多实验学校都“心有余而力不足”，譬如“聆听窗外声音”，请专家学者来校开讲座，需要讲课费；再比如“建设数码社区”，需要购置电脑，很多农村实验学校想都不敢想。

　　2006年苏州市成为新教育实验区，但“苏州的新教育实验是农村包围城市，”苏州城区一所公办学校的校长告诉记者，参加新教育的无非是农村落后学校或者新建学校，前文提及的昆山玉峰实验学校和新城花园小学都属于后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朱永新给出的答案是：第一，他这个副市长一直没有用行政力量去推动；第二，相对来说好学校的校长感觉都很好，他们不需要用其他东西来证明自己。

　　朱说，新教育的民间推广模式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弊端。还有一种情况，许多新教育实验学校突然失去联系，秘书处一调查，原来换校长了，“我们的校长容易标新立异，前任校长做的，他往往不愿意做。”

　　“人对事的影响，在中国太大了。”朱感慨道。5年来，新教育推行中，一所好学校，往往有一好校长，一个好的实验区，往往有一个好教育局长。然而，“这是好事，也是坏事”，新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现实环境的重大考验。

　　记者请教几所新教育实验学校的校长和一些新教育实验区的教育局局长，他们是否有办法使新教育继续成为下一任的执政方针，答案是没有办法。显然，这是新教育实验无法逾越的一条鸿沟。

　　“东方不亮西方亮，此起彼伏嘛。”朱永新倒是很看得开，他说最关键是新教育实验做好了，自然会得到更多政府部门的支持和推广。

　　英雄主义与团队文化

　　新教育实验的经费来源，基本来自朱永新个人的讲课费和稿费，至今他已经捐出了36万元。财政吃紧使得新教育实验一直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专业团队，过去5年新教育实验的中枢——秘书处的3名负责人全部是兼职人员。

　　2006年7月，一名上海企业家决定出资赞助新教育实验。几乎同一时间，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也拿出500万元和新教育共同开展公益项目。去年7月，朱永新召唤新教育“个体户”干国祥和马玲到苏州组建新教育研究中心，致力于新教育的研究与推广。此前，成都高中语文教师魏智渊已经先期来到苏州。

　　魏智渊、干国祥和马玲三人的加入，意味新教育核心团队将从业余向专业迈进。然而，新问题也悄然来临了。“人对事的影响，在中国太大了”亦适用于新教育内部团队建设。

　　2006年12月26日晚，苏州大学怡远楼朱永新工作室，“相约星期二”新教育沙龙又一次让朱永新和他的追随者济济一堂，坐而论道。这一晚，朱永新的几个博士纷纷用“新教育实验总设计师”来称呼自己的导师，并表决心辅佐“总设计师”。朱永新坐在一旁，一声不哼。但当干国祥一句“朱老师的新教育”脱口而出时，朱永新不再沉默了，他立即更正：“不是我的新教育，是我们一起的新教育。”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身为副市长的朱永新很警惕这种个人崇拜倾向，“我反复地讲，新教育是大家共同熬制的一锅石头汤。”

　　沙龙将近尾声，沙龙组织者干国祥向朱永新请示，下一期沙龙恰逢元旦期间，很多博士生可能不在苏州了，是否还如期举行？这是一个具体问题，但是干国祥还是向朱请示了。朱告诉干，沙龙组织者作决定。

　　“如果每次讨论都要我来安排，我不是太累了吗？”朱对记者说。

　　事实上，不是干国祥不愿意自主决策，问题是他的决策能否让老的新教育人理解和接受。这一点，朱永新很清楚，“一开始肯定是个冲突，因为老的团队一直以为自己是创业者，对新来的人自然就会有一种抵触的心理。”

　　朱提醒记者，新教育实验六大行动总负责人、江苏南通海门县教育局副局长许新海11月已经邀请干国祥他们去海门推广“毛虫与蝴蝶”项目，这说明“元老们”已经慢慢接受这两张陌生面孔。

　　的确，新教育决策机制还未完全从“总设计师”授权的体制向集体领导体制转变，权责分明的科层管理和项目管理远未建立，新教育的“一号义工”就因此曾不留情面地批评新教育内部办事效率不高和执行力不强。

　　“一号义工”是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台湾企业家，在台湾有着22年的房地产经验和优越的生活，然而她放弃了这一切，来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2005年秋天，她看到了本刊对新教育的报道，折服于朱永新的理想。2006年1月，她以义工身份加入新教育团队，给新教育的见面礼是一张2万元的支票。当年7月，第六届新教育实验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她掏钱印制了1000本精美的宣传册。

　　之后这名“一号义工”被任命为新教育总管理处负责人。“实际上，她在帮我管理这个事业。”朱永新介绍说。“一号义工”除了管理自己的企业，每周还要拿出两天时间帮朱永新管理团队，然而她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一个复杂的环境中，各种不理解甚至不配合纷至沓来。

　　不久，“觉得很累”的“一号义工”便向朱永新提出“辞职”：“不是不喜欢新教育和朱老师，只是想到一些我不理解的事，就会觉得很可能渐行渐远。”好在朱永新没有放走她，他再次用个人魅力赢得了“一号义工”的回心转意。

　　“新教育的‘英雄主义’色彩还比较明显，真正的团队文化还没有形成。因此，还没有真正地进入稳定发展时期，或者更尖锐地说，还没有真正摆脱危险期。”这是朱永新对形势的判断。

　　再出发

　　朱永新对记者说，2006年他想得最多的问题是如何从新教育实验中退身，“希望在退居二线的时候，留下一个集体领导的制度和一支优秀的团队。”后朱永新时代的决策将不再是朱永新的一言九鼎，而是集体的民主决策。至于为这个决策层叫什么名字，他还没想好。

　　每年元旦，朱永新的学生都会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朱门”聚会，交流一年来的收获。而2007年元旦的“朱门”会上，朱永新将新教育团队也“扩大”进来，但他却没有参加新教育团队的会议，而是和学生们“混”在一起。

　　主持新教育团队会议的是上任不到一年的新教育实验总负责人卢志文。关于卢志文，本刊2006年5月上《监利公立优质高中改制调查 》一文曾对其有过报道，其时，他为江苏翔宇教育集团总校长，目前他也仍旧是这家民办教育机构的总校长。

　　在2005年的报道中，本刊记者曾这样写道：“当下，仅凭个案的成功，就宣称新教育实验绝非理想主义者的乌托邦，还为时尚早。可以断定的是，作为一场对抗‘教育异化’的实验，理想主义者试图从从源头上救赎中国教育危机的努力，起码可以视作以‘人的教育’为要旨的‘新希望工程’的剪彩仪式。”

　　看来，2007年，面临各方质疑，同时组织内部亦在进行调整的新教育实验决定站在一个新的平台上重新出发。但这个由教育NGO所推行的几无先例的教育梦想在“剪彩仪式”之后,究竟能走多远，仍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