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戌记忆-民间表情：善良的燕子在尽头微笑

　　有喜有悲，有遗憾有幸福。过去的一年，我们面前呈现着各种各样的表情。

　　重拾过往，只希望能再次激发起我们内心的良善和责任。

　　李燕走了，一晃已经有半年了。一次在出租车上，司机和我聊天，他突然谈起李燕，谈起这个患白血病的女孩是如何的善良，生命尽头还想把器官捐献出来。我一惊，没想到事隔多月，这个已经故去的20岁女孩还能让人忆起，而且记忆深刻清晰。

　　2006年8月8日，我第一次走进李燕的家，作为首家媒体采访了她。我惊讶于这个白血病少女20年来的不幸，惊讶于她面对死亡的淡定从容，更惊讶于她捐献器官的热血和勇气。

　　《生命尽头微笑着想把爱留下》首篇报道发出后，唐山沸腾了，无数的爱涌向这位善良而不幸的女孩，也有不少媒体参与到我们的爱心行动中。

　　2006年8月19日上午，在大家的努力下，李燕终于来到大海边。看着她兴奋地踏上大海的边际，人们眼中有泪涌出，多么希望这个有爱心的女孩永远定格在这个有笑的画面。

　　尽管人们用各种方法挽救，但2006年9月17日23时11分，李燕还是离开了大家。

　　“谢谢你们对我所做的一切努力，让我感受到了社会这个大家庭的爱真的很温暖。”至今，我的手机上仍然保存着李燕临终发送的短信，看到这条短信，我会想到2006年的8月，全唐山人关注李燕的8月。想起我曾陪伴这个有爱心的20岁女孩完成她最后心愿，我会感到温暖。

　　生活中有太多的感动，有时是一种色彩，有时是一种声音，……李燕带给我们的是生命尽头最后的微笑。尽管李燕走了，但她留下来的爱却是暖暖，久久不散……

　　（本报记者：齐雪芳）

　　一个谣言荡起千层波

　　2006年夏天，一个荒诞谣言在唐山掀起了“轩然大波”。

　　[一个6岁的孩子用弹弓将一个70多岁的老人打死，老头家属遂让小孩送殡。然而出殡当天，小孩却失踪了，小孩的父亲只好代替孩子给老人送殡。当人们抬着棺材走向坟地时，一声惊雷将路边的电线杆击倒，正好砸在了棺材上，在应声而开的棺材里，人们看到了恐怖的场面：那个小孩跪在棺材的一端，已被钉死。]2006年6月中旬，玉田警方接到很多群众对此事真实性的求证。2006年8月11日，经过查证，玉田警方最终确认此案纯属谣言，并查获毕业于燕山大学的网上传谣者，他承认该“事件”是在酒桌上道听途说的，后经加工发布在互联网上。

　　为什么一个不存在的事件会被传播得如此广泛，又为什么能让众多的人相信呢？在这一事件中，网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玉田小孩打死老头后被钉死在棺材”事件正是“作者”在人们的猎奇心理下，通过网络的传播而不断扩大了接收面。这起谣言最终用警方的调查结果和事实平息了。人们由此更该得到的教训是：要理性对待谣言，正确借助网络，让网络成为真正的益友。

　　（本报记者：刘超）

　　四盲人状告唐山公交总公司

　　那是去年三月的一天，四个盲人急着来到唐山市残联，为了争取唐山市的盲残人应得而未得的免费乘车权，和唐山市公交总公司的有关领导谈判，谈判不欢而散。《法律规定盲人乘公交车免费公交公司为何拒不执行》拉开了我们这组报道的序幕。

　　报道刊发当天，许多读者拨打本报热线声援贾秀海、董庆柱等四位盲人，一些读者还对唐山市公交总公司部分员工违法拒载盲人、违法向盲人索票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那天下午，我陪同盲残人董庆柱、沈赞超一起乘坐公交车暗访，索票、拒载的尴尬一路上演。

　　接下来几天，本报一直关注“盲人告公交”一事，而热线电话也一直响个不停，有些读者甚至还特意赶到编辑部，表达对唐山市公交总公司违法索票甚至拒载盲人现象的愤怒。“公交为难盲人违背道德传统”在唐山市街头巷尾被人热议。

　　终于，在2006年3月21日，广受读者关注的“四盲人状告唐山市公交总公司案”开庭审理了。在调解现场外，近百名盲人等待调解结果，并首次向媒体吐露了他们一直遭受的委屈与不公正待遇；而在调解现场，四位盲人原告贾秀海、董庆柱、孙宁、魏建贵据理力争，讨要盲残人本应享有的免费乘车的福利权。经过长时间调解后，贾秀海面带微笑出来了。当他站在台前，激动地告诉一直守候在外面的上百名盲残人案子成功后，欢呼的掌声响起，久久不息……

　　（本报记者：齐雪芳）

　　2006年12月和农民工一起走过

　　四川的十几位农民工，因拿不到工钱而“搁浅”丰润区数月。对于这些农民工和记者来说，2006年12月是一段难忘的日子，因为我们曾经一起走过。

　　12月初天气已很寒冷，苦守数月的农民工们，穿着夏天的衣服坚守在初冬的工棚里。刚20出头的周勇担负着挣回妹妹学费的重任，当记者问他在讨薪的几个月里有没有给家里打电话时，他回答说：“有，家里让我寄点钱回去。”

　　本来，12月份陈学勤早应该回到家里，看着成绩优异的女儿做作业，吃着妻子给他精心准备的下酒小菜，而不是被冻得发抖，蜷在被烟熏黑的被子里。

　　当记者和农民工朋友们一起到劳动监察部门寻求帮助时，文化不太高的他们被一份投诉书难住了。在院子里低矮的花坛上，记者很快写就了一份投诉书，几位农民工高兴地拿进监察部门办公室，又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投诉书上需要有被投诉人的签名。想到已经跑了很长时间的包工头，记者和农民工们一起沉默了。

　　12月上旬的一天深夜，陈学勤给记者打来电话，异常兴奋地说：包工头让我们抓着了，现在关在一间小屋子里！而记者闻听此言马上急了：私扣他人是犯法的，这样不光钱要不回来，你们还要承担法律责任。一定要保护好自己，通过正当途径来解决事情。冷静下来的农民工们最终采纳了记者的建议，打电话向警方报了案。而了解到情况后的民警们也非常气愤，帮助农民工们妥善处理好了这个问题，扣押了包工头。

　　第二天，开发方、建筑单位、包工头在劳动监察部门的主持下进行了座谈并最终统一了意见。尽管十几位农民工们并没有拿到全部欠薪，但数着手里一千或两千的工资，他们还是笑得合不拢嘴。他们的要求仅此而已。

　　（本报记者：尚开红、李金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