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WG最早并没有针对日本

　　IWG最早并没有针对日本

　　杨大庆介绍说，1999年1月11日，克林顿政府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纳粹战争罪行披露法》成立了IWG这个机构，其职责是寻找美国目前持有的与纳粹德国罪行有关的档案，对其进行识别、编制目录并提出是否解密的建议。2000年底，克林顿政府又通过《日本帝国政府档案披露法》，根据这个法律，IWG才把日本纳入研究范围。该小组至今已经解密了约800万页有关文件。

　　杨大庆说，IWG由美国国家档案馆牵头，下属成员有数十人，分别来自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部、国务院、司法部、国家档案馆等政府机构，都是各个部门负责文书档案管理的官员。据记者了解，美国各大政府部门，包括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国务院等，对IWG的投入都不小，投入的研究经费从数十万至数百万美元不等，投入的研究人员少则一两人，多则二三十人。

　　除了正式研究成员，IWG还有不少工作人员和学术顾问。杨大庆就是IWG的学术顾问之一。他是在IWG另外一位资深顾问、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日本史专家卡罗·格拉克的推荐下于2004年加入的。杨大庆说，IWG主要的工作方式，就是大家几个月定期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位于华盛顿的旧馆开一次会，讨论研究的进展，同时向相关政府部门提出解密文件的建议。杨大庆告诉记者，美国政府之所以后来把日本战争罪行也纳入IWG的研究范围，跟美国国内多种力量的呼吁密切相关。首先，美国西海岸许多华裔人士对二战期间日本战争犯罪问题都非常关注。1997年著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用英文写的《南京大屠杀》一书，在欧美国家引起强烈反响。其次，在美韩裔人士对慰安妇问题也非常关心。第三，出于正义感或竞选政治的需要，一些日裔人士也强烈要求美国政府调查日本二战罪行。第四，一些曾经在太平洋战场上被日军俘虏的美国士兵要求政府对日本二战罪行进行调查。受上述多种民间力量的推动，美国政界人士开始改变以前不冷不热的态度。1999年，来自加州的美国联邦参议员黛安娜·范恩斯坦明确提出，美国不能只关注纳粹德国的问题，还得把二战期间的日本也纳入研究范围。

　　研究过程中困难重重

　　据杨大庆介绍，在对日本战争罪行的研究过程中，IWG遇到了许多困难。

　　第一，大量有关日本战争罪行的资料已经消失了。二战中盟军的炮火摧毁了许多有价值的文件。就在盟国军队登陆日本岛的两周前，日本帝国政府下令藏匿和销毁了大量关于日军战争罪行的文件，对敏感文件销毁之彻底堪称绝无仅有。日本防卫大学教授田中宏己认为，被日本帝国政府下令销毁的文件中，幸存下来的还不到0.1%。

　　第二，保密等级和解密范围都有问题。美国政府规定，在IWG成员中，只有级别比较高的人才有资格接触那些尚未解密的材料。美国政府解密的文件，很多都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东西，对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的很多材料都没有解密，这使得研究人员很难找到真正反映二战后美国政府对日立场的东西。更有意思的是，有些文件即使解密了，由于公开的都是复印件而非原件，很多关键性的地方都被涂抹掉了，研究人员看到的都是“开了大天窗”的东西。

　　第三，美国政府官僚机构相互扯皮，在工作中与IWG不是很配合，也影响了工作的进度。比如IWG的研究人员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跑到某个政府部门去要档案，该部门工作人员往往会抱怨说：“我们现在反恐忙得一塌糊涂，你要的这个是几十年前的东西，催我们那么紧干吗？”

　　第四，美国政府在控诉日本战争罪行问题上的做法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几年前，一些亚裔社会活动家试图邀请二战日本老兵到美国做报告，控诉日本战争罪行，公开表示愿意反省谢罪的原侵华日军十六师团士兵东史郎也在被邀请之列，但美国司法部却说这些被邀请的日本老兵已经上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不能入境。有一个日本老兵甚至已经飞到美国机场，但最后却不得不打道回府。美国一般民众因此失去了跟这些二战“活材料”见面并接受教育的机会。

　　日本学者的研究“做得最早也最系统”

　　采访中，杨大庆博士说，在全世界关于日本二战罪行的研究中，日本学者“做得最早也最系统”。他举例说，最早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系统性学术研究的是日本已故历史学家洞富雄；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再次奔赴中国，对当年侵华日军从上海到南京之间的暴行进行了调查研究，并据此写了一本书《通往南京之路》，在书中他提出一个后来被多次证实的观点：南京大屠杀绝非孤立事件和偶然事件；日本普通工人小野贤二自己每天都吃方便面，却把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用于搜集整理二战日军侵华日记；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吉田裕写过很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日本关东学院教授林博史在“慰安妇”研究方面取得不少成果。杨大庆强调说，其实日本有不少这样有良知的进步学者，他们的研究走在了全世界对日本战争罪行研究的最前列。但遗憾的是，对于他们的研究，国际舆论的关注还不够。

　　对于中日之间的历史积怨，杨大庆有着自己的理解。这位出生于南京，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后来在

哈佛大学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的中年学者说，不能把二战日军暴行完全归结于日本文化，而是既要看到特殊性，也要看到普遍性，既要看到人性的丑恶，也要看到人性的善良，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名日本军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研究日本战争罪行，不是为了妖魔化日本，而是要搞清历史真相，吸取历史教训，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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