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竞争性领域应避免政府投入

　　湖南药剂师高纯多年署名举报药监局，李鹏、朱镕基、温家宝前后三位总理都对他的举报批示要严肃查处，但药监“独立王国”岿然不动近10年。此次事发，据说源自一家外国制药公司的举报。为何三届总理批示，抵不上一家外国公司的举报？

　　有网友点评，因为外国公司的举报材料不是从总理的办公桌旅行到药监局局长的办公桌就算完了，人家还有别的渠道寻求公道，那就是新闻媒体，虽然只是国外媒体，也能形成监督，这种力量来自公开。

　　所以，“只要有了公开的言论，公众的压力就能形成。对于无处不在的腐败问题，除了向上的举报，更要有公开揭露的勇气。”

　　有时评作者亦指出，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成立药监局、安监局、煤监局等监管机构，但前后不到10年，像药监局这样的强势监管机构本身已成为腐败的重灾区，这说明了行政权力如何透明运作这一难题，仍然未解。

　　纪委监督“悬空”，审计监督有限

　　《检察日报》副总编李雪慧认为，现行体制下，除了最高领导层，对中央部委的监督主要来自纪检、审计和媒体。

　　2002年10月28日，中纪委、监察部发布了《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对驻卫生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纪检监察机构实行统一管理的试点方案》，开始了变中纪委与所在部门党组双重领导为中纪委直接领导的尝试。

　　需要追问的是，为何“垂直领导”也没能阻止药监局的“群蛀”？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看来，纪检监察虽有垂直管理的思路，但仍处于一种“中间状态”，“垂直”得并不到位。“根子还是权责不对应。”

　　任建明建议，纪检组也应定期形成工作报告，并像审计报告一样向公众公开。

　　人民大学行政学系主任毛寿龙则认为，中纪委的监督，对地方比较有力，但对中央部委则“困难一些，毕竟是平级的”。

　　中纪委特约研究员邵道生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中间梗阻”的说法。他认为，中间梗阻即政治学所说的“贯彻危机”：当今反腐的情况是中央急，老百姓急，而“中间不急或不太急”，比如说一些部门对中央精神“层层截留”、“补充文件”乃至“改头换面”。他认为，强化中央权威是当务之急。

　　在审计方面，虽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早在2005年就表示要重点监督中央部委，但审计署审计科研所副所长崔振龙直言，法律对审计署的授权只是“对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以药监局为例，它滥用审批权收了不该收的钱，倘若不纳入本单位财政收支，审计署就根本审不到。

　　毛寿龙设想“真正起作用的”还是人大。“人大代表若能天天挑各部委的毛病，实际上是对它们工作的支持。”

　　他举了建设部前不久的“乌龙事件”为例。1月9日，建设部在网站上公布了《90平方米以下住宅设计要点》(征求意见稿)；不到24个小时，又紧急废止了这份文件。“监督废止应该由人大来做。”

　　“现在改革，成本太大了，1998年其实是个好时机，当时国家提出来公共财政投入不再上竞争性领域，可惜后来没有做到，到2005年，在竞争性领域的政府投入还是占了40%，该交给市场的还是政府管制，这就为权钱交易等一系列问题埋下了伏笔。” 汪玉凯认为。

　　“相信(邱、郑)这两件事，也会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