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赫章文物遗址被损 县领导称不能样样都依法

  　赫章县文物局的无奈――关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区可乐文化遗址遭到破坏的调查

　　日前，贵州省赫章县文物局的同志给本报写信反映，他们在对境内国家级文物保护区――可乐遗址开展保护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深感无奈。随即，我们前往赫章县调查采访。

　　“很多事情，靠文物局自己做不了”

　　在贵州乃至全国考古界，可乐都算得上一个“重量级”的历史文化遗址。

　　可乐是历史上著名的夜郎古国鼎盛时期的政治中心。上世纪6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出汉墓7座，出土文物300余件，引起了考古界、史学界的轰动。2000年，研究人员在可乐发掘出夜郎墓葬108座，出土文物547件，由于此次发现出土文物众多，历史文化价值巨大，因而入选2000―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已经对可乐遗址进行了9次发掘，出土战国至秦汉时期各类文物2400多件，占全省同类文物的2／3以上”，赫章县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陈绍举介绍说，“目前发掘的墓葬尚不足总数的4％。”

　　2001年6月25日，国务院批准可乐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让整个赫章县感到兴奋。赫章县位于黔西北山区，是国家重点扶持县。可乐遗址的升格让赫章县政府看到了发展机遇，提出了“历史文化兴县”的口号。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2003年6月，赫章县将原先挂靠在文体广播电视局下的文物管理所升格为文物事业管理局。

　　文物局成立不久就接到报告：可乐乡政府正在可乐遗址中心区――水营墓群区域，借“乡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的名义修建职工宿舍。当陈绍举他们赶到现场时，

瓷砖都贴好了。“他们根本不跟你打招呼，你有什么办法？”陈绍举满脸无奈。

　　这件事让文物局感到了对文物区进行规划的必要。此后，文物局修建了可乐遗址标志碑3座，安装了保护界桩120余个，投资数十万元请省考古研究所和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专家，对可乐遗址进行钻探调查、编制《可乐遗址保护与发展规划》，希望将可乐遗址的保护纳入法制管理轨道。

　　“但很多事情，靠文物局自己是做不了的。”担任文物局长3年多之后，陈绍举得出这样的结论。

　　“文物考古不是挖洋芋”

　　2005年，县司法局和可乐乡政府在未报文物局批准的情况下，在保护区内修建司法所。县文物局按规定向对方下达《停建通知书》，工程仅停了3天就又开工了。陈绍举亲自找司法局长交涉，结果无功而返。

　　县农业办公室牵头，在可乐乡搞农业发展工程，直接在保护区内开山炸石，根本不打招呼。

　　2006年9月13日，由县卫生局牵头，可乐乡在水营墓群地带动工修建乡卫生院门诊所。无奈，县文物局将此事上报地区文物局，地区文物局发文才得以叫停。后经地县两级文物部门实地勘测，此工程已挖掘墓地140余平方米，捣毁汉代墓葬一座。

　　很多人不理解文物局的工作，一名乡干部甚至抱怨：“你们干吗那么认真呢，挖到文物给你们交上去不就得了。”陈绍举回答：“你以为这是挖洋芋吗？这是考古！文物局也不是文物收购站啊。”

　　政府机关带头违章，一些单位和村民也跟着违章。2004年，可乐乡中学要改建职工宿舍，口头上向县文物局打招呼。文物局的回答是：必须按程序报批。但可乐乡中学却认为，打过招呼就可以了，“乡政府建宿舍不是也没有经过审批吗？”

　　“你们垂直，我们要把你们‘锤弯’”

　　县文物局在可乐乡设立了文物管理站，职责一是保护文物安全，防止不法分子盗窃和破坏，二是制止违章建设。但对于文管站站长刘文伦来说，这两项工作都显得力不从心。

　　9．4平方公里的可乐遗址文物保护区，涉及4个村14个村民组近万人，文管站算上刘文伦这个“官”也只有两个人。刘文伦无奈地说：“文管站没有办公场地，也没有一分钱工作经费。”文管站想对村民做些宣传，但没有钱印资料，有些界碑已经损坏，想修，也因没有钱而作罢。

　　在可乐乡文物管理站，记者看到一摞《责令停建、拆建通知书》存根，数数有30份。“都是这两年下发的。发现了就要下达通知，可下了通知也没有用。”刘文伦说。2006年3月，县文物局来可乐乡依法拆除一违章建筑，还遭遇过村民扔来的石头，“实在是很危险。”刘文伦至今提起此事仍心有余悸。

　　由于没有专门的办公地点，文管站把办公室设在乡政府内，结果常常被乡政府领导“抓公差”。刘文伦说，“我们是县文物局的垂直机构”，乡领导不高兴了：“你们垂直，我们要把你们‘锤弯’。”

　　不单是刘文伦，他的领导陈绍举也在承受着相似的压力。

　　2006年9月，县文物局向地区文物局报告乡卫生院违规建设一事，惹火了一位县领导，他质问陈绍举：“你们是县政府的文物局，为何不经政府便私自上报？”

　　陈绍举回答：“我们确实是县政府的文物局，但我们要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物保护法。我们是按规定上报的。”

　　还是这位县领导，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说：“如果样样都依法，我们就会一事无成。”

　　“领导说得太多了，说得我们不好受啊。”陈绍举苦笑着对记者自嘲，“应该说我的性格还是比较强硬的，但现在真的有点撑不住了。”

　　“说到底，是个保护与发展的矛盾问题”

　　“说到底，是个保护与发展的矛盾问题。”陈绍举总结说。

　　关于卫生院事件，乡里也有本难念的经。可乐乡党委书记王德武在接受采访时称，建卫生院的资金是县卫生局从上面争取来的，有时间限制，“牵涉到全乡几万农民的健康问题，我们也不能拖啊。”

　　陈绍举承认，从2004年起，县卫生局和乡政府确实向文物局以口头方式“多次申请”，“但当时《可乐遗址保护和发展规划》还未编制，我们无法表态。”2006年，乡政府终于等不及了。

　　同样等不及的还有当地农民。地方要发展，农民要建房，这是现实问题。2006年3月，赫章县启动了可乐乡《小城镇建设规划》工作，陈绍举认为，这部规划的出台和实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遗址保护和地方发展的矛盾。

　　赫章县委宣传部李文均部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问题确实存在，文物局已经成立，但人员紧张，资金投入严重不足，要适应这样一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区的工作，我们还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质。‘历史文化兴县’的口号我们会坚持下去的。”

　　【编后】

　　可乐文化遗址保护工作所处的困境，有一定典型意义。

　　相信任何人在口头上都不会否定文物保护的重要性。但在实际工作中，文物保护却总是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常常要给其他工作“让路”，这不能不说是文物保护工作的悲哀。

　　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建设与文物保护不应成为矛盾。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祖先为我们留下的灿烂文化，是无法再生的宝贵资源，作为历史链条中承上启下的一环，我们有责任把前人的文物保护好。建设

和谐社会，需要统筹兼顾，因强调发展而造成文物破坏的教训已经不少，我们不能再做愧对先人与后人的事情。（本报记者周朗 王舒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