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前瞻：新农村建设开局年 照亮9亿农民心

　　河南省濮阳县靳赵寨村村民申洪波用8句话概括了这几年农村的巨变：上得起学、治得了病、养得起老、走得好路、挣得到钱、做得了主、学得到艺、看得到戏。他说，以前农民过的日子只能叫“生存”，现在可以称得上“生活”了，农村发展的希望照亮人心。

　　公共财政阳光催开农民笑脸

　　2006年是新农村建设的开局之年，围绕“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中央及各级政府大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让农民更多地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去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达3397亿元，比上年实际执行数增加422亿元。“高含金量”的惠农政策连续出台，让人们看到了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和力度，表明中国农村正迎来全方位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河南是中国第一农业人口大省，有“中国样本”之称。对于近7000万河南农民来讲，2006年是他们笑得最开心的一年。在过去的一年，河南省财政支农资金支出达322亿元，较上年增加70亿元；农民不光钱袋鼓了，生产生活条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2006年，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3261元，实际增长12.1%，实现近10年来首次两位数增长，其中，仅粮食增产一项就让农民增收50亿元。2006年河南农民获得的农业“综合直补”达31.4亿元，比上年翻了一番，有效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2006年，河南粮食总产首次突破500亿公斤大关，“中国粮仓”地位更加突出。

　　由于长期投入不足，农村教育、卫生等公益事业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一直是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一个“短腿”。去年以来，在国家的财政支农账上，新增了10多个农村公益事业项目。据了解，全国大部分省份也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新增的教育、文化、卫生事业财政支出中，70％以上被用在了农村。

　　2006年，国家首次提出用两年时间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首次要求用3年时间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免费义务教育”和“农民医保”已渐行渐近。

　　农村“行路难”是农民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之一。从2005年起，国家启动了乡村道路改造工程，要让农民走上“柏油水泥路”。

　　初步统计，去年，全国有20个省份的省级财政预算安排用于“三农”的资金比上年增长20％以上，有些省份甚至增长40％以上。专家指出，财政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其实质就是按照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将“三农”发展中属于政府职责的事务逐步纳入各级财政支出范围，努力加强农业、发展农村、富裕农民，逐步实现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并向农村倾斜。

　　农村改革迈出“第三步”

　　2006年，对中国农民来说是个“转折年”。1月1日《农业税条例》的废止，使延续2000多年的“皇粮国税”成为历史，9亿农民站在了发展新起点上。我国农村改革在历经了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核心和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的两轮改革之后，迈入以促进农村上层建筑变革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革新阶段。

　　听到免征农业税的消息后，一些农民奔走相告，但喜庆之余，他们担心：国家不向农民收钱了，干部还收不收？

　　农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取消农业税后，农村一些地方乱收费有所抬头并有新的表现。农村乱收费的主体由基层政府转向职能部门，收费的名目由行政事业性收费转向经营服务性收费。一些村级组织也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这些情况表明，农业税取消了，但农民负担反弹的压力依然很大。

　　记者在湖南省洞庭湖粮食主产区采访发现，一些村农民人均负担接近200元，里面有多种“服务性”乱收费。洞庭湖区农民负担之所以减不下来，重要原因是乡镇机构臃肿。这里有一个乡，一年财政收入不到10万元，乡干部当中除行政干部的工资由县财政统发外，还有60多个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人员的工资得从农民身上打主意。

　　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维护农民的权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贯穿20多年来我国农村改革的一条“红线”。以“大包干”为代表的第一步改革建立了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取消农业税重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在前两项改革取得成功后，推动农村上层建筑变革势在必行。

　　2003年，湖北省率先在全国启动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对乡镇机关进行裁撤合并，剥离事业单位，实行乡镇领导干部交叉任职，精减行政事业人员，目前全省精减乡镇干部40％，“食之者重，生之者寡”的局面得到改善。

　　同一年，安徽省率先推行“乡财县管”，目前这项改革已在全国推开。“乡财县管”核心内容为“预算共编、账户统设、票据统管、集中收付”，在保证乡镇预算管理权、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变的基础上，严格了乡镇财政支出的预算约束。“财”是“政”的基础，在这一新管理模式下，不仅管好了乡镇财政，还规范了行政，进而引发了乡镇政府职能和权力结构的再调整。

　　安徽省和县一位镇长说，现在我的“一支笔”只值2000元，超过2000元的支出得提交乡理财小组，3000元以上得给县里打报告。再乱举债、乱办事是不可能的了。河南省宁陵县石桥乡党委书记蔡尚斌说，“乡财县管”规范了乡镇花钱和办事。

　　农村综合改革的目的是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的某些环节，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财力支撑和动力源泉，增强农村发展活力；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变革。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将发生重大变化。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破冰”

　　2006年末，中国银监会公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其最重要的突破在于两项放开：一是对所有社会资本放开。境内外银行资本、产业资本、民间资本都可以到农村地区投资、收购、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二是对所有金融机构放开。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有责任、有义务到农村地区设立分支机构，通过各种形式向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

　　近年来，在“抽水机”效应下，农村金融失血严重。现行农村金融体制加剧了农村金融“空洞化”，已成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不断拉大的“助力源”。记者了解到，2000年金融机构通过上存的方式使河南农村流失资金200多亿元，2006年猛增到700多亿元。河南省邓州市是农业大市，去年全年，仅邓州农村信用社新增7000万元贷款，其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基本没有贷款，有些银行已经连续几年没向邓州农村发放一分钱贷款。

　　专家指出，随着“两个放开”政策的实施，农区中小型区域性商业银行必将蓬勃兴起，金融改革将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二级”推力。

　　推进城乡利益结构调整

　　专家指出，国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同时，还应深化经济、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城乡利益结构的重大调整。

　　据了解，近3年来，中央财政和国债建设资金中用于“三农”的投入不断增长，但支农资金使用效益却有待提高，突出问题是国家支农投资管理存在问题。一是专项资金比重大，占到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总额的57％。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权掌握在中央各部委手中，一些部门掌握着大量专项资金，拥有资源配置权，而且支配权力越来越大，为设租和寻租创造条件。二是管理分散。目前，中央政府直接分配与管理支农投资的部门有十六七个之多，投资管理渠道繁多，部门各自为战，投资分散、交叉重复，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造成新农村建设“跑钱”、“跑项目”热的重要原因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部门既得利益固化的局面没有得到改观。在美国，也有大量的支农专项资金，但管理部门的作用只相当于一个“邮局”，不能随意分配资金。

　　现行的征地制度，是旧有利益结构的“硬核”。许多专家建议国家尽快进行农村征地制度改革，为调整收入再分配结构提供必要的资源，支付制度变迁所需的成本。

　　据有关部门统计，多数地方征地款分配比例为，农民得10%～15%，集体得25%～30%，政府及其他机构得60%～65%。有关资料显示，土地开发商拿到的地价中的72%是政府各项税费，“以地生财”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筹资手段。

　　专家指出，征地制度改革，一定要解决农民主体的定位，把土地的增值部分多留给农民。目前中国失地农民约有4000万，许多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成为中国最大的困难群体。

　　令人欣喜的是，去年国家出台的多项“土地新政”，一方面注重提高失地农民补偿标准，另一方面将土地出让金使用的重点转向农村。2006年9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土地出让总价款必须首先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等，其余政府土地出让收益应主要用于农业土地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预计2007年中央和地方土地收益直接用于支持农业发展的资金数量将大大增加，有望超过1000亿元。（林嵬 韩世峰 段羡菊 秦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