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声钟情小麦育种 建议治理黄淮海中低产田

　　题记：用什么标题来报道今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李振声院士呢？经过再三思考。我决定借用1986年5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一个长篇通讯的标题：当代“后稷”。这篇通讯报道了我国杨凌农业科学城的知识分子，李振声院士当时就在杨凌工作。今天，李振声院士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这首先是他个人的荣誉，同时也是所有杨凌农业科学城知识分子的光荣，也是全国农业科技界的荣誉。“后稷”是尧和舜时的“农官”，他树艺五谷，教民稼穑。1932年，于右任先生和杨虎城将军亲自勘察地址，选择杨凌，成立了“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如今的杨凌已经举世闻名，成为名副其实的农业科学城。

　　第一次听到“李振声”这个名字是在1973年，那时我在家乡杨凌上小学3年级。隔壁的余奶奶是一位手艺高超的裁缝，她经常为西北农业大学的植物学家闻洪汉教授等做衣服。她常常说起李振声“可用功了！”“是一个很勤奋的人！”。

　　1982年，我有幸就近考进西北农业大学（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系，系主任名叫李振歧，李振歧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植物病理学家（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当时还想：李振歧和李振声是不是兄弟俩？

　　待到何佩茹教授讲授《植物遗传学》时，我第一次知道了“蓝粒小麦”这个名词。我的家里还种植过“小偃6号”小麦。1987年，李振声院士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时，我正好联系中国科学院的新闻报道工作，对中国科学院开展的黄淮海农业科技攻关进行了跟踪报道。对李振声院士有比较多的了解。

　　1、为什么要考农学院？又有饭吃，又能上大学，何乐而不为？

　　我是在农村先上私塾，后上学堂的，上学堂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在亲友的帮助下读到高中二年级就辍学了，原来想到济南托人找个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即在街上看到山东农学院的一个招生广告，说可以提供吃住条件，于是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报考了，没想到考上了。这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又有饭吃，又能上大学，这是我过去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事情，是济南解放给我提供了这个条件，所以也就对这个机会特别珍惜，学习比较努力。

　　2、为什么钟情小麦育种研究?

　　这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我出身一个农民家庭对农业比较熟悉；在1942年山东大旱，我挨过饿，知道粮食的珍惜、可贵。

　　（二）我考进了山东农学院，系主任是来自原燕京大学沈寿铨教授，给我们上小麦育种课，讲的很好，从小麦的进化、分类、育种的理论与技术，深入浅出，很有吸引力；余松烈教授讲的遗传课，也很生动，两位老师的讲课使我从理论上提高了对小麦育种的认识；另外，学校农场繁殖了当时山东推广的几个优良品种，齐大195、扁穗小麦、鱼鳞白等，我将这些优良品种引回家中，种植后确实比当地老品种增产，乡亲们都来换种。使我认识到科学技术确实对提高粮食产量有重要作用。因此就产生了将来我也要争取从事小麦育种研究的想法。

　　3、三个人（华罗庚、钱三强、艾思奇的影响）对自己影响很大。

　　1951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也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当时科学院在北京的人数不多，只有200多人。院部领导就请著名科学家给青年人做报告。我有机会聆听了一些报告。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有三个：

　　（一）是华罗庚先生讲怎样学习？概括起来有四句话: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别人起床时，我已学习四个小时了；我研究数学是从小学教科书的数学一、二、三、四、五、六册开始的；要学会读书，要能将一本厚书读薄。

　　（二）是钱三强先生讲怎样做研究？他说：做研究必须注意基本训练，我跟居里夫人做研究工作时，第一个课题花了四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做研究的基本训练，包括怎样收集资料，怎样选题，怎样进行试验设计，怎样做调查，怎样整理分析数据，怎样撰写论文等等；而当我做第二个题目时，难度比第一个课题还大，但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所以，他说，认真完成基本训练后就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三）是艾斯奇先生讲唯物论和辩证法：听艾斯奇先生讲课的收获主要有三点；第一，懂得了唯物论与辩证法不是少数人的哲学，是大众的哲学，他对每个人的做人和做事都有指导作用；你不学也可以做人和做事，但是学习之后可以帮助你少犯错误，少走弯路。第二，对科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哲学原理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人的认识，如果能正确反映客观规律，那就是正确的认识，否则就是错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就能成功，否则就会失败。同时，事务事物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的认识要跟上事物事务的发展变化，就要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提高，才不至落后。第三，学习哲学的捷径是读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几十年的经验，使我深刻体会到，学点哲学的确可以使人做事情少犯错误，做研究少走弯路。

　　4、如何想到把小麦和牧草的远缘杂交作为自己科研的主攻方向？

　　我在北京工作5年后，响应中央支援西北建设的号召，与课题组13位同志一起，调到陕西杨陵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工作。在北京期间，跟随导师土壤学家冯兆林先生从事种植牧草改良土壤的研究，曾经收集种植800多种牧草，对牧草研究有一定基础。到西北后，在生产上遇到的突出问题是小麦条锈病大流行，导致小麦减产20－30％。引起小麦条锈病大流行的原因是，病菌变异的速度快，育种的速度慢，即8年才能育成一个小麦新品种，而据25个国家统计条锈病平均5.5年就能产生一个新的生理小种，成为当时一个世界性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通过远缘杂交，将草的抗病基因转移给小麦，选育持久性抗病小麦品种的设想，这个设想得到了植物学家闻洪汉教授和植物病理学家李振歧教授的支持，所以开展了这项研究。

　　5、远缘杂交：20年磨一剑。

　　远缘杂交，从开始到出成果，差不多花了20年的时间。当时能坚持下来真不容易，如64年社教运动中就曾受到批判。因为，远缘杂交已进行了8年还没有育成品种，所以受到研究工作脱离实际的批判。这个课题，虽然受到批判而未被砍掉的原因，主要是在工作开始的时候我有一个远近结合的计划。就是，在决定开展远缘杂交研究时，我心中感到没有把握，怕不成功，所以就同时开展了常规的小麦品种间杂交育种工作，到64年我选育的生选5号6号已开始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因此，工作队最后说，他毕竟已有两个品种在生产上发挥作用了，不能说他的工作都是脱离实际的。这样才算过了关。

　　6、蹲点，对科研工作有什么影响？

　　69年姚文元写文章说，知识分子学农的不会种田，学工的不会开机器，学文的不会写文章，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文章发表后，我们有5位同志就被下放到宝鸡县宁王公社联合大队去蹲点，接受农民再教育。开始主要是参加劳动。后来，四队队长的父亲问我说，你懂不懂红薯储藏？我们队上的红薯烂得很厉害，你来看看。红薯储藏的原理不复杂，第一是控制适宜的温度，一般10－15度为宜。低于10度容易出现软腐病，高于15度，会出现黑斑病；其次，湿度不能过大。我检查了生产队的红薯窖，四队的温度太低（6度），软腐病很重；五队的温度太高（16度），湿度太大，发了芽。我们分别采取相应措施，使问题得到缓解，县革委会在全县发了通报，我们取得了农民的信任。

　　第二件事，帮助生产队考察了小麦苗情，统计了各队一、二、三类苗的比例，并分别提出了相应的管理措施。有两个队麦田三类苗较多，其中一个队按我们的建议，加强了管理措施，第二年获得了丰收；另一个队没有采取措施，减了产。我们抓住这两个典型进行了宣传，全面推广了小麦丰产栽培措施，第二年本大队，小麦平均亩产，从原来的360斤提高到500斤以上，一举“过了黄河”;宁王公社小麦亩产达到400斤，“过了纲要”，大队和公社都被县上评了先进，我也被公社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奖励红宝书毛选四卷合订本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