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称台湾二二八无最大元凶官民均有责任

　　在历史学家李敖看来，炒作这一悲剧已对台湾政坛发挥不了多大影响

　　官民都有责任

　　记者:2月25日，在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园”举行的追思祈安仪典上，马英九说，“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你对这个论断有何评价？

　　李敖:他的说法稍微狭窄了一些。有“官逼民反”的原因，也有其他一些原因，原因不是单一的。民也是很怪的民，因为那里面，有大部分是二战时跟着日本人当兵回来的无业游民，他们在鼓动，在造事。我们现在看起来，他们就是“暴民”，这批人混进来了。但是今天的台湾，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把这批暴民定位为受害人、善良的老百姓。这其实是错误的。

　　记者:马英九说当时不是族群冲突，你认同这个判断么？

　　李敖:当时本省人和外省人是有一点距离，但也不是严重的族群冲突。我现在拿出证据来了，台北中山女子高中，一个外省的中学老师也被迫害，后来在广东写了一篇文章。这些人，台湾流氓只能打他们，打不了军人，军人他们不敢打。被害的很多外省人就是这些人，比如教师这样手无寸铁的人。

　　记者: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里，有一个片断是本省人拿着棍棒上车，问聋哑的“梁朝伟”是哪的人，如果是外省人就会打他。

　　李敖:我没看过《悲情城市》。但是我知道当时的情况。因为福建来的都会讲台湾话(闽南语)，所以他们如果怀疑你是外省人，他们就问你会不会讲日本话。不会讲的话就可能被打死。

　　记者:你的意思是“二二八事件”作为一个悲剧，官方和民众都有责任。官方的责任主要在哪里？

　　李敖:应该这样讲，蒋介石当时忙于应对内战，军队不够。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又很自信，认为台湾很安定，不会出问题，就把军队调走了。台湾当时没有军队，不然也不会有“二二八事件”。有军队的话，一开始就压住了，后面的事就不会发生了。所以蒋介石要兵，陈仪就把兵给他了，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不是“官逼民反”，要是有军队在的话，民根本不敢反。问题在这里。

　　记者:很多人认为是

　　李敖:那个不满不算是对苛政的不满，而是战争刚结束时必然出现的现象。战争刚结束，台湾银行也没有准备金，资金都花光了，日本人统治台湾的势力都撤走了，很多台湾的退伍军人回来没有职业，这些都是战后的一般现象。无论哪个国家，战后都有一段很艰苦的状态。

　　国民党道歉是被逼的

　　记者:你觉得“二二八事件”最大的元凶是谁？

　　李敖:那是一个偶发事件，民变起哄。我举个例子，卖私烟的老太太被警察抓到，要把她拉到警察局，她不肯，就哭闹，闹出事件来。群众就要打警察，警察就向空开枪示警，打到一个看热闹的，当时没有打死，第二天才死的。警察跑回警察局后，群众就包围警察局。要求当场把警察枪毙。这种要求，任何一个政府也不可能做到。怎么可能呢？

　　记者:你的意思是，没有所谓的最大的元凶？

　　李敖:没有啊。

　　记者:陈水扁近日说，蒋介石是“二二八事件”的最大元凶。

　　李敖:这个不能怪蒋介石。他管不到这么小的地方。如果怪蒋介石，就怪他相信陈仪的话，觉得台湾人太可靠了，军队都调走了。整个台湾连一个师都没有了，罩不住了。

　　记者:你说这是一个偶发事件引起的冲突。偶发事件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个大的社会背景，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情绪严重？

　　李敖:当然有这方面因素。但你也不要忘记，这里面有很多势力在挑拨的。陈仪开的要犯名单里面，有三个日本人。陈仪的报告里面也讲到了，第一天，一个美国人满街地拍照片。不要忘记国际上的人也在煽风点火。

　　记者:照你这么说，国民党还有必要因为“二二八事件”道歉么？

　　李敖:应该这样说，蒋介石当时派陈仪来台湾，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决定，因为陈仪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他的位阶很高。所以他来接收的时候，日本人对他很尊敬，他来接收台湾很方便。他有些刚愎自用，但不贪污。

　　很重要的一点，陈仪当时不准国民党的银行到台湾来。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农民银行、交通银行要员到台湾来接收。他不准他们下飞机，说台湾有台湾银行。台湾人用的是台币，跟大陆的金银券是切割的。所以大陆的货币贬值的时候，没有严重地影响到台湾。所以陈仪在某种程度上是保护了台湾。可是“二二八”之后，蒋介石要把他枪毙，把这些罪都丢给陈仪。

　　当时国民党内斗得很厉害。“二二八”发生的时候，头号通缉犯蒋渭川被国民党省长部主任委员窝藏起来了。行政长官来通缉他，国民党的地方头子窝藏他。这里面涉及到国民党的内斗，不是外面说的所谓族群问题。后来陈仪给蒋介石开了“二二八”要犯的清单。看他们的履历，都是和国民党合作的。有的要犯跟美国人的关系也非常好，美国人也有介入。

　　记者:按你的分析，好像国民党在“二二八事件”中没有太大的过错。后来为什么要道歉？

　　李敖:是被逼的！就跟柔道一样，借你的力来摔倒你。你跟它(国民党)谈“二二八”，它不能像李敖这样，靠披露真相来和你对干，他只能采取低姿态，你说道歉，我们就道歉。你说赔偿，我们就赔偿。有理说不清，靠这样来降低他的压力。这是一个缓和的力量，可以把压力缓和掉。像德国的总理勃兰特到了波兰，在被害的犹太人的纪念碑前下跪。他自己也是被纳粹迫害的德国人，但是他既然做了德国领袖，就要承担这些罪状。道歉啊，这样实际上是减轻压力。道理讲不清，道完歉再说。

　　记者:我觉得在处理“二二八事件”过程中，国民党实际上也有一定的过错。所以道歉是不是也是应该的？

　　李敖:关于这个，后来我也查出来了。当时国民党怎么知道哪个是好的台湾人，哪个是坏的台湾人？因为有台湾人要杀台湾人。你懂我的意思么？国民党不知道哪个台湾人该杀，只有内行人才会告诉他。内行人是谁？台湾人自己。应该这样来解释的，实际上那些坏事不完全是国民党、不完全是外省人做的，是一批台湾人勾结国民党一起做的。如果从道义观点来看，双方都要道歉。现在台湾这批流氓都不见了，只剩下好人了。(笑)

　　记者:回顾历史，无论从道义上还是策略上，国民党是不是还是越早道歉越好，李登辉时代道歉还是太晚了？

　　李敖:也没有，国民党全做到了。蒋介石时代不让谈论“二二八事件”，但他枪毙了陈仪就代表了一切。那意思是说:有错误，但是这个错误不是我，是他，我把他干掉了。他找了一个替罪羊，就解决一切。他用这个方法是有效的，现在台湾还有很多人骂陈仪，这说明国民党归罪于陈仪的方法还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