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英国著名作家：我从未离开过上海

　　独家专访英国著名作家、《太阳帝国》、《撞车》作者巴拉德

　　我从未离开过上海

　　英国作家巴拉德和上海的渊源颇深，他出生在上海，少年时期被羁押在日军设立的集中营里。20 年后，他把这段经历写成《太阳帝国》，此书曾被斯皮尔伯格拍成电影。他早期的小说《撞车》引起极大争议。1 月，《太阳帝国》中文版在国内问世。2 月，巴拉德接受了本报的邮件专访。

　　文/ 尹晓冬

　　上世纪30 年代，巴拉德的父亲在中国经商。1930 年，巴拉德出生在上海。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设在中国的西方国家殖民地，将西方公民圈入集中营，巴拉德被羁押在日军所设的上海龙华难民营。1946 年，战争结束后，16 岁的巴拉德和父母返回英国。

　　少年时期遭遇战争，这奠定了巴拉德一生的基调。回到英国后，他在剑桥读了两年医学，做过广告文案、搬运工人，编过杂志，还参加英国皇家空军。然而，对

二战的不安记忆，终究迫使他以笔为生，并造就了他内敛的行文风格以及充满暴力和末日启示的故事内核。

　　巴拉德的创作涉及诸多领域，他被誉为“科幻小说之王”。在上世纪60 年代，他与威廉·保罗斯(william Burroughs，《赤裸的午餐》作者)、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少数派报告》作者) 共同掀起了科幻写作的新浪潮。巴拉德在1973 年创作的《撞车》尤为惊世骇俗，当年被多家出版社拒绝，甚至有出版家惊呼“作者发疯了”。

　　然而如今，这部融合了性、科技、精神分析和恋物的作品已成为色情科幻的典范。在看似荒诞、恐怖、可疑的情节底下，对社会的反思隐然可见。根据它改编拍成的同名电影，夺得戛纳大奖。1984 年，巴拉德将自己早年在上海的经历写成传记，名为《太阳帝国》。

　　这部战争小说迥异于巴拉德之前的作品，文字淡定，血淋淋的战争完全藉由少年天真而惘然的视角呈现，被誉为英国最好的战争小说，并被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在1987 年拍成电影，其中部分镜头是在上海实地拍摄的。

　　1月，由著名学者、翻译家董乐山先生翻译的《太阳帝国》中文版问世，本报通过邮件独家专访了幽居在伦敦西郊坡敦(Shepperton) 的巴拉德。在回信中，巴拉德十分热情，“能同我于1930 年出生于斯，并且在我内心中从未离开过的伟大城市上海的读者对话，是莫大的荣幸。我很乐意回答你的问题。”

　　B=《外滩画报》

　　J= 詹·格·巴拉德

　　我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B: 写作《太阳帝国》这样一部源于真实战争经历的小说，必定需要极大的勇气。你是如何下定决心写这部小说的? 写了多久?

　　J: 我一直抱有一个信念，总有一天我会写下我所经历的战争，也就是1937 年到1945 年日本侵略中国的那段时间。那段日子里发生了太多事情，我努力去理解这场战争对我和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它花费了我经年累月的时间去思考、反省。这部小说，我整整写了两年。

　　B: 小说中的男孩吉姆对日本零式飞机非常仰慕，甚至对日本兵都颇有好感，他认为这些侵略者比战争中的英国人更为可爱。你这么写，显得不那么爱国。你怎么看?

　　J:《太阳帝国》是从一个12—14 岁少年的视角讲述的故事，我在那个年龄时所持的信仰与成年后的并不尽然相同。小男孩容易英雄崇拜，他们尤其钦佩无畏的精神和无尚的勇气，而胜利的日本人看起来则非常勇敢。1937 年之后，我在上海的街头巷尾见到了太多的暴戾和死亡，我把它们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后来我才意识到日本人是何其恶劣地对待了中国人，他们以惨绝人寰的方式屠杀了数百万的中国人。我试图在我的小说里讲述真相，而真相就是有时候英国人也对自己的儿童十分冷酷。我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我觉得极度的爱国主义相当危险。

　　B: 你怎么看待小说中的美国少年贝西？这个美国茶房在战争中表现出了平民特有的生存智慧，自私、狡黠但却有效，你是否认为他的品性才是生存之道？

　　J: 是的。在战争这样的非常时刻，自私、狡黠的人比较容易生存，而慷慨、无私的人却往往不能幸存。我对这一点感到很遗憾，不过让人悲哀的是，事实确实如此。

　　B: 与贝西不同，伦塞姆医生是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但吉姆却似乎不完全认同他，是否这象征着“正义和道德在战争中是何其渺小”?

　　J: 是的。吉姆看透了伦塞姆医生过于正直、高尚，不一定能够存活。战争是邪恶的，往往是恶者存而善者亡。

　　B: 在小说将要结尾的部分，被战争吓坏的吉姆依然认为只有继续被日本人俘虏才能生存下去，他天真而固执地期待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次世界大战快点开始”，联想到你写作的所有那些关于未来世界毁灭的科幻小说，你对战争有什么看法?

　　J: 战争侵蚀人类的心灵，在某种程度上，吉姆被战争扭曲了。他相信只有继续打仗，他和他那一伙人才能活下去。只要日本兵还在营地里，他们这些犯人才会得到食物。他希望战争持续下去，他乐于见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很不幸，战争于他而言是人类的自然状态。我很高兴自己能够说，我不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十分全球化了。

　　B:《太阳帝国》是一部奇妙的少年视角的作品。这部作品发表时，你已经五十多岁了，你是如何找到儿童吉姆的感受的?

　　J: 战争当中那些主宰了我童年时期的事情至今与我如影随形。我记得上海，记得龙华，要比记得我1960 年代和1970 年代在英国的生活真切得多。我记得我身为小男孩的感受，还有那时的梦想，清晰得好似发生在昨天。

　　B: 你觉得斯皮尔伯格导演拍摄的电影《太阳帝国》怎么样?

　　J: 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让人难忘，并且完全忠实于小说的精神，真是功莫大焉。他在表现童年经验上才华横溢，并且他激发了克里斯蒂安·贝尔精彩绝伦的演技，后者因此而成为一位重要的电影演员。

　　一定要信你所写

　　B: 你更早时期的小说《撞车》描写了非常极端的性，是什么促使你创作这样一部作品?

　　J:《撞车》试图去理解对于暴力尤其是“撞车”的疯魔，这种疯魔几乎主宰了1960 和1970 年代西方娱乐文化。我觉得那时人类的情感正在堕落，而我想要揭示这种堕落指向何方。我悲哀地发现，那些从未经历过暴力的人们沉迷于把它当作娱乐。或许娱乐化的暴力能够满足人类对于残酷的深层需要，这种本能只有当人类永久地处于战争之中时，才算得上是一项优点。

　　B: 无论是《太阳帝国》中的战争，还是《撞车》中的非常态的性，似乎文明的崩溃都会赋予主人公以某种力量，你始终在小说中质疑着道德社会?

　　J: 很难判断处于战争时期的道德行为，尤其是当一个人有家庭需要赡养和保护的时候，一些不太讨人喜欢的性格特征会显得必不可少。对于父母来说，保持强壮和健康极其重要，否则他们的孩子便会遭罪，因此有时候父母只能吃掉孩子们的那份食物。这在我们看来也许很可耻，但却反映了生物学的真相。《撞车》是一部非常诚实的小说，我并没有拿那些万无一失的道德框架来结构小说，也不想假装这是一个有着皆大欢喜的结局的故事，我只想呈现事件的多重意义。

　　B:《撞车》被拍成电影后，你是否担心人们会模仿其中的行为?

　　J: 电影不同于现实，也不会诱引观众真拿它当一回事。这只是一个很酷的、不动声色的，但又意味深长的神奇故事⋯⋯显然要比你在银幕上看到的要耐人寻味得多。并不仅仅是别克车缓缓驶过、撞向公交车的慢镜头，而且是那些奇特的主宰了人物心灵的念头。沃甘(男主角) 显然是彻底地疯了。

　　B: 你的科幻小说也非常精彩。你是如何走上科幻写作之路的? 怎样得到那些奇思妙想的?

　　J:1946 年我回到英国时，我发现战争已经使得整个国家变得荒芜破败。它迫切需要变革，而我创作科幻小说首先就是因为它是关于变革的文学。所有的灵感都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我并不刻意寻找。

　　B: 能给中国的幻想小说写作者一点建议吗?

　　J: 你一定要信你所写，不要以游戏的心态等闲视之。

　　多么希望我生活在上海

　　B: 假设没有经历过战争，你的人生会怎样?

　　J: 那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了。战争是独一无二的教育。我看到我的父母吓得胆战心惊，成年人的世界丧失了权威。

　　B: 你对未来乐观吗?

　　J: 是的，不过这是很虚无的乐观，因为未来将会很无聊。地球将持续郊区化，心灵的郊区化亦将随后到来。

　　B: 能否谈谈你目前的生活状态?

　　J: 我仍然在写作，并且对现代世界保持着极大的兴趣。

　　B: 你后来回过上海，印象如何?

　　J:1991 年我随BBC 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来到上海，拍摄我家的老房子( 当时那条街道叫做安和寺路，也就是今天的新华路)，也访问了龙华营，如今那里是一所中学。我所记得的城市大部分依然存在，尤其是外滩、南京路以及以前的法租界。上海新的摩天大楼，还有这个城市的活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0 年代的上海是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城市，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好莱坞的明星都会来访问这座被称为“东方的巴黎”的城市)。今天的上海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并且因为它会是未来的大城市而又一次闻名。

　　B: 最后你有什么话与上海读者分享吗?

　　J: 我谨向上海的人们致以最美好的祝福，多么希望我能够与你们一起生活在那里。上海的活力以及它的经商精神一直是我的楷模。祝你们每个人都有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