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中国分配改革始终未能破题

　　在关于中国改革的大争论中，尽管意见分歧、利益各异，但有一点达成共识，即改革中贫富差距过大，公平分配应提到议事日程。中央也开始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怎样实现公平分配，还是一篇没有破题的大文章。

　　目前，经济领域中的分配不公，已演变为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不管我们提出什么口号，民众都不会相信。现在该是到了统一认识、实际解决、逐步推进的时候了。

　　到分配领域中找社会主义

　　分配的改革首先需要理念的革命。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所以，社会主义在生产领域就是效率原则，即从效率出发，选择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股份制还是合伙制，而不是用公有制的多少来衡量。

　　邓小平又说：“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样子。社会主义最大优越性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2)所以，社会主义在分配领域就要坚持公平原则，既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两极分化。

　　过去近30年的改革，我们从效率原则出发，推进所有制改革，引入市场经济制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保留了公有制主体原则，作为对传统观念的妥协，如今成了责难、阻挠、反对改革的一条重要理由。

　　现有的国有经济，既不讲效率，又违反公平。2003年国资委所管理的193家重点国有企业中，经济增加值为正数的只有49家，不到30%；增加值为负数的达134家，超过70%。而主要靠垄断获利的国有企业的职工收入大大超过其他企业，成为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因素。

　　传统的观念，把国家办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志，这种观念一直误导着我们实现真正的、有效率而公平的社会主义分配机制。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冲击了这种错误理念，但没有清算、纠正这种错误理念。这种错误理念的最大危害在于颠倒了政府职能。在生产领域，就是要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创造财富。

　　以养鸡生蛋为例，就是鼓励多养鸡、多生蛋。没有必要规定谁可以养、谁不可以养，更没有必要由政府来养，至于50%以上必须由公家养的规定更是没有理由和根据。只有两种情况，需要政府投资：一是开发种鸡，风险高、投资大，社会资本不愿投，而养鸡事业的发展又需要；二是保留有战略意义的种鸡，当瘟疫袭来时可向社会及时供应子鸡。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公平分配鸡蛋。使丧失养鸡能力、或养鸡能力弱的人也能吃到蛋，并且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就体现在这里。

　　需要制定社会保障的远景规划

　　在生产领域，已制定了十一个五年计划。从中央到地方的注意力都放在GDP增长上，并且以此作为考核政绩的指标，然而至今没有制定社会保障方面的规划。

　　早在20多年前的1984年我写了《试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文，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用产值、速度、产量指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和考核经济工作的标准……结果许多地方工厂盖了不少，生产发展很快，但住宅紧张、交通拥挤、污染严重、吃饭难、做衣难、修理难，人民生活问题成堆。”我因此建议“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作为2000年的奋斗目标”，“从‘七五’计划开始，安排经济发展的秩序能否顺过来，先定人民生活的消费指标，吃、穿、住、用、行以及文教、卫生等社会服务达到什么水平，然后推算工农业各部门的生产指标，最后确定产值、速度。”当时的国务院领导曾就此征求国家计委：能否按此编计划？得到的答复是：这种计划没法编。

　　今天，计划改为规划，工农业产值改为国内生产总值，取消了产品数量指标，然而还是一个生产规划。“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翻番的目标，而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服务没有任何指标，城乡居民的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养老究竟要达到的水平没有提及。

　　这就形成了今天的局面：从GDP来看，中国挤进了世界第四位，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经济大国；而民众感受到实惠不多，看病、上学、住房成了新的三座大山，怨声日多。民众的意见是：“对于一届政府的成就，不要仅关注经济增长，还要看教育、医疗、环保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如果经济的成长只表现在数字上，而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进步，那么数字必然是虚的，毕竟，生活才是真实的。”

　　制定城乡社会保障的远景规划，并且以这个规划作为政绩考核的指标，引导各级政府的职能向公共服务转变，让民众真正得到实惠。这才是搞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