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委员建言不能只重专业思维

　　针对有人提议将大年三十、中秋、端午定为法定假日这一问题，吴敬琏委员认为，我国目前的假日已经太多了，需要统筹考虑，最好请几个机构出面来研究。（据3月5日《京华时报》）

　　笔者非常赞同“节假日目前不应太多”，但是对吴敬琏说出这个观点还是心存忧虑的。

　　从“长假期到底是有利于整个消费还是只利于假日消费”、“要考虑到整个国家的、民族的长远的利益”等表述来看，吴敬琏仅是从理性的经济学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诚然，代表、委员的建言献策将影响宏观决策，是需要非常理性的思维，但是也要看到，许多时候恰恰是绝对的理性却成为真理的绊脚石。

　　比如，在设定法定假日这个事上，理性的经济学理论可以推出“一年内法定假日控制在多少天为宜”的正确结论，但是它往往没法考虑到类似“太多的人宁可用两天甚至更长的‘十一假期’换取一天的‘大年三十’”这样的感性的民意诉求——因此，若只注重绝对理性的理论思维，却忽视了感性的，哪怕肤浅的民意诉求，最终决策的民意满意度必然大大打折。事实上，笔者对吴敬琏的这个观点心存忧虑，也正是他的观点未充分考虑感性的民意诉求。

　　进而言之，根据制度设计，

人大代表、政协协员在两会的建言献策，本来就应该带有“自下而上”的思维方式——在理性思考的同时，也要注重传递微观上感性民意，哪怕这些民意诉求夹杂不少非理性因素。毕竟，只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所传递声音没有被过度的“过滤”，才会更接近民主。

　　从这个角度讲，不仅是吴敬琏，包括太多类似吴敬琏这样的学者代表、学者委员，在两会上，固然要有理性的专业思维，而且也只有充分运用专业思维才能更好的发光发热，但是代表、委员的身份，也意味着他不能只注重自己的理性思维，也要考虑基层的感性思维。

稿源：红网 作者：陈光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