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名：“慈善立法”应为“公益立法”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慈善事业不断发展”，而此前与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于慈善事业的关注度，已被媒体推到了一个特殊的高度之上，尽管慈善事业立法无缘今年两会的正式议题——

　　- 本报记者 赵冠军

　　3月4日上午，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开幕会召开第二天，作为长期关注公益事业发展的国内知名学者，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如期出现在华润饭店，参加社科界对于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的小组讨论。

　　“我今年准备了四个提案，两个已经提交，另外两个还没有写完，但全部是关于公益事业的，其中一个没有提交的就是谈的慈善立法。”在会议室外的一个沙发上，王名对记者坦言，相对于慈善立法的呼声，他更偏重于应该称之为公益立法，因为按照西方惯例，慈善这个概念是基于人人不平等的等级社会。

　　他认为，在公益立法基础之上，更应关注的则是社会组织建设，乃至双重管理的打破和公益产权的确定。

　　公益高于慈善

　　“我参加的这个组就有国务院法制办的，待会还要跟他们讨论一下。”王名表示，慈善法有其设立的必要性，但应该引用“公益概念”。

　　事实上，慈善的概念起源于西方，在16-17世纪，由于资本家要完成原始积累，使得当时的社会主体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企业家提出来，把他们的财产拿出来分给别人，发展到后来形成了慈善事业的说法。

　　当时，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社会是不平等、分等级的，慈善的基础概念是富人对于穷人、高级别的人对于低级别的人。

　　王名认为，尽管中国现在也处于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两极分化，慈善事业需要大力发展的阶段，但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中国是不存在社会不平等的，在这个基础之上，需要使用得更多的，应该是公益这一概念。

　　“公益更多强调的，不是社会的不平等，而是一种公共空间，社会的一种公共利益，要面对的是没有人种的差异，它是一种人人可参与、人人可受益的事业，这就突破了原来的富人对穷人的概念。”王名说。

　　按照他的观点，搞法制建设应着眼于未来，一部法律的出台，应该是与社会发展、社会进步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要简单地谈慈善，而是谈公益，况且，公益事业的立法非常必要，不光是眼下，对于未来中国几十年或者从更广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上来讲，比慈善的意义要大得多。

　　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为慈善或者公益立法要解决什么问题，从构建整个中国和谐社会的角度来讲，王名提出，应站在全社会角度来看问题，整个法律角度的立足点要放在正确位置，同时，要阐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光要解决好民政和慈善工作的具体问题，应该通过部门协调之间，尽可能拔高整个事业，推动捐赠减免税、民间组织双重管理体制改革等。

　　“公益事业立法的核心问题是体制，必须跟先行的公益事业、社会组织、民间组织的发展相关联。”王名说。

　　用公益立法推动社会组织建设

　　发展公益事业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除了立法之外，就是社会组织的建设，王名已经提交的提案之一，就是《改革社会体制，发展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分为三类，包括民间组织、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从总量上来讲，数量非常大。”王名对记者说，现在主要问题是，三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分别处于不同的管理体制，人民团体是由中央编制部门进行统一管理的，基本上是由党的系统协调管理的，在政协享有席位；事业单位，也属于编制部门来核定编制，但原则上事业单位是在政府行政序列内，它是作为行政序列的普通形式存在；民间组织分为两种形式，在民政部门登记的，遵从双重管理体制；一部分是在工商登记的，按照企业管理；还有一部分没有登记的，完全在体制外。

　　对于管理，他在提案中建议，首先，把社会组织的概念拿过来，将人民团体、事业单位、民间组织都慢慢淡化掉，因为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社会组织的概念已明确提出，虽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它不是企业，也不是政府，是在社会领域发挥作用的组织。

　　此外，王名的一个设想是，有没有可能整合行政资源，成立一个统一的社会组织发展改革委员会，把社会组织的编制部门的一些职能，把业务主管单位的职能，把各届政府的主管事业单位的职能整合起来，形成统一的管理协调部门，包括一些具体的立法建议，推进相关机构的改革创新，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的改革创新，民间组织的能力建设等。

　　对社会组织管理从行政转向过程控制

　　在现行的社会组织发展进程中，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改革民间组织双重管理体制，将对其管理从起初的行政控制转向过程控制，这是王名的第三个提案。

　　他说，双重管理体制现在已经跟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谐社会的建设不协调，因为当时不需要那么多的民间组织，既可以分散责任，同时也可以实现限制发展的目标。现在，需要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应该转变政府观念，对民间组织从行政控制转向过程控制，对民间组织的管理，更多地是要看他们做什么，同时，完善相应的立法，改革先行的管理体制，最好能把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单位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政府管理部门。

　　“当前，更需要的是，在民间组织发展过程中，重点培育和发展公益性民间组织。”王名说。

　　社会组织构架下的产权保护迫在眉睫

　　在民间组织发展基础之上，自2004年以来，一个关于公益产权界定的问题也摆在了组织发展的面前，这也涉及到即将上会讨论的《物权法》，王名的四个提案是环环相扣的。

　　“公益财产的保护，社会和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很多的公益财产的流失非常严重，有些接受捐赠的公益机构、基金会，他们接受的捐赠在管理过程中出现一系列问题。另外公益财产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有时会发生一些纠纷，纠纷中包括，谁是财产的主体，谁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来保护这部分财产。”王名说。

　　对于北京丰台利智康复中心的案件(本报曾报道过)，王名认为，可以明晰判断，保护公益财产的重要性，尤其是明确公益产权的主体，希望社会和政府对公益财产有一定的保护措施，在立法上有比较明确的规定，主要涉及的核心的问题是，在组织运作过程中，投入大量资金形成的这部分财产究竟是谁的，谁对这部分财产承担责任，应该如何得到有效处置，看有没有可能在先行的法规中，增加一些相应规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