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农民工揣着梦想行走城市边缘

　　五个易碎的“城市梦”

　　现实却让他们美梦难圆

　　文/许琛 陈晓璇

　　实习生 苏丹 赵旭英 吴潇雯

　　“我有一个梦想……”25岁的朱繁来自陕西省铜川市小丘镇，18岁还未念完高中，父亲就带着他来广东闯荡，先后当过建筑工、服装打板师、广告业务员等。他和同龄打工者们一样梦想着，在城市工作、买房子、娶妻生子、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但扩张的欲望、干瘪的钱袋和沟壑分明的城乡割据之间矛盾，现实让朱繁这样怀揣“城市梦”的第二代农民工的梦如此易碎。

　　一梦：想当城里人

　　现实：近五成人自视是“过客”

　　在广州白云区同德乡，住着500多名贵州来的农民工，贵州人开的士多店卖着蕨巴、野生

西红柿、酸草，这里俨然一个贵州的小村落。农民工们向往城市生活，却也画地为牢。农民工之间按省份地域散居，像同德乡这样的农民工集散地在广州有近百个之多。

　　刘林平是中山大学“市场、制度和网络———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的主要负责人。根据刘林平教授的调查，第二代农民工对城市无认同感，有48.5%的农民工认为自己不属于打工所在城市，超过50.4%的农民工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民，只有1.9%认为自己是城市居民。

　　在讲粤语的珠三角，习惯将农民工称为“捞仔”、“捞妹”。城市人有着天然的心理优势，农民工在与其交往中，处处碰壁。高中毕业出来打工的赵小虎一年前认识了网友“杏叶”，感觉一见如故。从此，他几乎每天下班后都去附近的网吧上QQ，在网上，他们几乎无所不谈，小虎发现“杏叶”是个娇生惯养的城里娃。一天，小虎试探性地提到农民工，不料网络那头却是对农民工的挖苦……

　　二梦：就业也平等

　　现实：脏累差活儿成“专利”

　　“今年不能再干建筑这一行了。”王达明在广东已经打了几年工了，连换了几份工作，却仍没有摆脱粗重活的工种。一心想作体面活的他，利用晚上的时间，报名参加了夜大，考取了一份财务的文凭。但他很快发现这份文凭仍是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后来，王达明在别人的提点下才明白，财务和会计工作从来都是本地人或者老板亲戚之类的人垄断，外来农民工难以染指。

　　共青团广东省委一次大型调研显示：城市人所从事的许多工作，农民工不是不能干，而是因为没有城市户口而不被允许干。绝大多数第二代农民工只能在非正式市场寻找就业机会，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3D”(即脏、累、差，英文第一个字母)。此外，用人单位还通过扣留农民工身份证，或扣留数月的工资，或是强制农民工交纳抵押金，来限制农民工自由择业。

　　广州市社科联主席李明华分析，外来的农民工由于缺乏户籍或者亲友的担保，在很多较为体面和重要的工作岗位上，缺乏竞争力。

　　三梦：进城能婚恋

　　现实：生活枯燥困扰多多

　　原本在广州市区开“摩的”的肖国国，因为广州“禁摩”而来到了大学城某建筑工地干活。一个月后，他给湖南的妻子打电话说，他想她了……可妻子沈润秀来了就犯愁，原来整个工地就一个员工宿舍，所有员工都睡在一起，她该同丈夫住在一起吗？她还发现，在这个“混合宿舍”里，夫妻同住的竟有好几对。没几天，沈润秀回家了。

　　上世纪80年代生的人像肖国国这样早结婚的并不多，更多的外来农民工还停留在寻求“拍拖”阶段。广东团省委一份调查显示，67.1%的青年农民工认为企业业余文化生活枯燥无味，感到“苦闷”、“无聊”。另一份专项调查，性压抑已成农民工痛楚，21%男性民工因此选择“找小姐”。

　　刘林平教授的调查还发现，珠三角地区的工厂或企业流水线上所需要的劳动力一般以未婚的、年龄在20左右的青年劳动力为主，农民工一旦结婚有孩子，许多用人工厂通过劳动用工体制的制度性障碍设置年龄、性别等壁垒来限制年龄较大的已婚农民工进入工厂工作。

　　四梦：个人得发展

　　现实：加薪升职待遇无望

　　比起实实在在的钞票，第二代农民工注重个人的发展和被认可，而“技术困境”却成为制约他们发展的瓶颈。

　　王立中，湖南株洲人，从最简单的搬运工作干起，在家具生产行业已干了9年，如今成为一名小主管，手下有几名杂工。“我一直没有换工作的原因就是等待这一天。”可以说，这是所有第二代农民工同样的梦。

　　在珠三角的企业中，已绝少有初中以下学历的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比父辈的学历高，他们迫切需要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像王立中这样通过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进而利于求职、升职。

　　佛山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庄丽告诉记者，招工单位所需要的岗位中有30%至40%要求具备一定的技能，但80%的农民工却没有任何技能。他们缺乏必要的培训机会，而政府提供的培训机会，对于广东2200万农民工只是杯水车薪，要让企业出钱来培训农民工只能是奢望。

　　刘林平教授分析说，一些企业对工作努力成绩突出的农民工，很少能给予加薪、升职之类的待遇，继续留用或解雇成了对农民工仅有的激励或惩罚手段，缺乏个人的上升空间成了许多进城打工者的一块心病。

　　五梦：也有参与权

　　现实：漂泊政治人“失语”城市

　　在这次全国两会上，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应当把更多的参政议政机会提供给日益增长的农民工群体，这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

　　一些城市正在试图改变这种局面。深圳不仅在GDP核算中加入了600万外地来的常住人口，还将其全市350名人大代表中的10名留给了外来务工人员。去年的广州市人大代表选举中，海珠区某选区的外来工通过取得原选区选民资格证明并持本地公安机关合法暂住证，回到广州参加市人大代表的选举。这些都是鲜有的现象。

　　据调查，由于离家远，几乎没有农民工愿意为了参加原籍的选举投票而疲于奔波，他们基本上都放弃了原籍的政治参与权。另一方面，农民工收入低微，也几乎没人愿意为了参加工作所在地的选举而花钱费时回原籍办理选民资格证明。

　　广州市社科联主席李明华认为，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来说，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变成了一项难以落实的“空头权利”。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农民工成为既没有参加农村政治生活又不能融入城市政治生活的“漂泊的政治人”。

　　两会连线

　　人大代表指出，多数雇主不为农民工安排

医疗保险

　　农民工

　　不怕穷

　　就怕病

　　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三农”问题，而其中农民工问题又最为复杂的。有资料显示，外来农村流动人口对

医院服务的利用率大大低于当地居民，11%的人患病后不采取任何措施，65%的人患病后采取自我医疗，因为花费较低；24%的人患病后虽去就医，但其中48%的人利用基层卫生机构或私人诊所(多数是无照经营)提供的服务，只有在疾病严重时，才会去高层级医疗机构。而在应该住院治疗者中，有30%的人放弃住院，因为支付不起昂贵的住院费用。

　　全国人大代表颜志卿指出，现在有些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为了降低经营和出口成本，雇用相对廉价的劳动力。雇主定期定量向雇员支付医疗补贴，远比高额就诊费划算得多，多数雇主不愿承担流动人口抵挡“因病致贫”的风险，所以根本就不为农民工安排医疗保险。

　　在北京，外来农村流动人口享受各种形式医疗保障的比例仅为12.83%，保障形式主要是工伤保险和劳保医疗。前者不能为一般性疾病的医疗费用提供补偿，后者的保障水平很低。目前，只有基本医疗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外来农村流动人口的医疗经济负担。并且，除商业医疗保险外，其他形式的医疗保障都只将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者作为保障对象，因此，在北京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占相当大比例的无组织依托人群，还享受不到政府提供的“制度内”的医疗保障。

　　农民工这个最需要关怀的群体，成了被医疗保障“遗忘的角落”。医疗服务的公平性是社会公平性的重要标志，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减震器。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忽视的部分。

　　本报特派记者 陈晓鸿 王雷 夏杨

　　李宜航 张军 尹安学